基督教發展史新譯

每一頁的教會歷史都是救恩歷史的一部分，借著教會的宣講及生命的見証，把神的道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境況活現出來，成為一種改造生命的動力。從另一個角度看，教會每一頁的歷史都是堅貞不移的信徒用血和汗寫成的。不少信徒為了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不辭艱苦地將福音帶到不同的地域與文化，并且在面對逼迫時，不惜將生命澆奠。他們的血便仿佛種籽一樣，在不同的地區萌芽生出教會來。然而，在過去一千九百多年中，教會也經歷了多次的挫敗，有時面對挑戰時畏縮妥協﹔有時被外在的勢力滲入，分化教會，使教會淪于敗壞光景﹔有時因人的軟弱，在高舉教義真理時卻忘記了愛心的實踐，因而造成教會分裂，使神的名受到莫大的虧損。正因為教會經歷過多次的挫敗，我們更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教會的歷史是神的信實不斷展現的歷史。無論在什么時代，當教會處于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神便興起瓷的仆人，配合各種環境的因素，潔淨教會，復興教會，使她從頹敗中起來，拓展神的國度。

在我們比較深入去談論教會在不同時代的發展所遭遇的各種困難之前，我們不妨概略地將教會接近二千年歷史的一個輪廓勾划出來，好讓大家先有一幅比較完整的圖畫。

為了方便起見，很多史學家都將教會的歷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初期教會史，由基督及使徒建立教會開始，直到第六世紀末年。史學家以六世紀末作初期教會史的完結，乃因教會于六世紀末已進入一新的歷史形勢。自五世紀開始，羅馬政府對西羅馬帝國已失去控制，西羅馬帝國漸趨全面崩潰。然而與此同時，那里的教會卻日益壯大，漸漸成為普世教會的領導。使西羅馬帝國的教會興盛的關鍵人物乃大貴格利（或作貴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約540-604 A.D.），他被視為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是羅馬天主教傳統的開山祖師。因此大多數史學家都以貴格利一世登基作教皇的那年為羅馬天主教傳統興起的肇始。正因這緣故，第二段的教會歷史便是由主后五百九十年（即貴格利一世即位那年）開始，直至主后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發動改教運動為止。史學家稱這段歷史為中古教會史。第三便是現代教會史，由改教運動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今天。

每一段教會史都有其特色，有它時代獨特的契機，也有其獨特的問題與危機，更有其獨特的成就。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這几個不同階段的歷史獨特的地方。

初期教會的發展本身也可以分成几個階段。當使徒們一個接一個離世以后，教會便進入一個新的里程。教會一方面要繼續使徒宣教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分散于不同地域的教會在失去使徒屬靈權威的領導下，如何保持純正信仰及合一的見証？這是教會當時的問題。在這時期，教會一方面盡量保留使徒在世時的言論與教導，在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屬靈領袖必須被堅立起來。我們通常稱這時期為"后使徒時期"。這時期大概從主后一百年開始至主后一百七十年左右。在這時期，教會權威的形式開始產生變化。起初使徒直接地從基督承受使命去見証、傳遞瓷的啟示，因此對于教會信徒，他們的言行，都帶有代表基督的權威。但他們去世后，教會便得依據另一種信仰、生活的指標，于是一些被教會普遍公認的文獻及信條開始出現，以作為信徒信仰、生活最可靠的參考。聖經的正典便是在這時期開始形成的﹔比較詳細的信經（如使徒信經）也紛紛在這時期出現。在這時期，信仰的表達都是非常單純，沒有深奧抽象的闡釋，并且非常著重信仰在生活上一些實際的問題。這時期也是教會經歷很大的逼迫，卻又擴展非常迅速的時期。教會主要的精力都花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教會的組織還很簡單，異端的影響仍未太猖獗，因此信徒的人數不斷增加。這時的信徒絕大部分是基層的。這時期史學家稱之為"后使徒時代"（Post-Apostolic Age）。

接著便是"尼西亞前時期"（Ante-Nicene Age）的歷史，由主后一百七十五年開始至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尼西亞會議為止。這段時期無論在內憂和外患上，教會都經歷很大的壓力。外患方面，就是教會接二連三的受到國家嚴重的逼迫，而異教徒的哲學家、文學家也多方面提出問難與攻擊。內憂方面，就是教會內極端的信仰表達以及異端也多起來。因此在這時期，教會不單要向政府申辯，更要對應敵基督思想的挑戰，同時也要為純正的信仰爭辯。因此，這時期最大的特色，便是基督教正統神學思想的發展及護教運動的興起。同時，教會在迅速的擴展中，開始有比較嚴密的組織，崇拜的內容也慢慢丰富起來。此時的教會不再是低下層所獨占的了，基督教已漸漸滲入中、上層，因此不同階層相處的種種問題便開始出現在教會中。

"前尼西亞時期"之后便是"尼西亞時代"了。這時的基督教，因著君士坦丁大帝的歸信，已漸漸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逼迫的憂慮沒有了，但內部的種種問題卻浮現出來。最嚴重的問題是教會開始趨于世俗化和結構化。為了避免受這種趨向的敗壞，不少信徒退到荒漠中，企圖透過在獨處中的安靜與嚴謹的操練，保持聖潔的生活。修道主義的興起便是這時代的特色。這時代另一個特色是神學爭論的普遍。為了要排解這些神學爭論，教會就得繼續不斷地召開大公會議。教會的分裂也因這些爭論和會議漸趨嚴重。

進入第二段的歷史，我們看到羅馬帝國不斷萎縮，蠻族經常入侵，羅馬軍竟無力抵御。主后四百一十年，哥特人攻入羅馬城，使整個羅馬帝國舉國震驚。當時便有不少人認為這事件是羅馬亡國的先兆，是羅馬人背棄他們的天神所招致的懲罰。主后四百七十五年，蠻族再攻入羅馬城，四處搶掠，若不是羅馬的大主教苦苦央求他們不要焚城，恐怕羅馬城便付之一炬。在這里順便提一提，就是當時羅馬帝國的首都已不在羅馬，而在小亞細亞旁邊的君士坦丁堡。自從主后三百一十五年君士坦丁遷都以來，整個羅馬帝國的重心便從意大利向東遷移，這便造成意大利及意大利以西的國境空虛。小小的一隊蠻族往往可以攻城劫掠，來去自如。帝國因無暇西顧，竟任由羅馬帝國的西邊自生自滅。正因如此，羅馬的大主教便漸漸成為西邊的政治、經濟及宗教領袖，蠻族入侵后，協助及領導人民重建家園的，往往是羅馬的大主教。羅馬天主教也就是這樣漸漸壯大。在東邊，神學的爭論一直沒有停下來，一個神學問題的糾紛解決了，另一個又出現。信徒的信仰生活已漸漸失去其活潑的能力。就在此時，大約是在主后六百三十年，回教突然興起。回教徒在主后六百三十七年攻入耶路撒冷，不到兩年，整個敘利亞也陷入他們手中。在五十年內，東羅馬帝國的版圖大部分都落在回教徒手里，而教會卻退縮到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帶的小小角落，教會可算損失慘重。

當時的形勢的確非常不利，西羅馬帝國經常受蠻族的侵擾，人民不能安定生活﹔而東羅馬帝國則落在回教徒手中。這真是令人覺得黯淡的時候，因此很多史學家稱這時期為"黑暗時代"。我們要弄清楚，"黑暗時代"并不是指教會內部黑暗，而是指整個羅馬帝國的文明趨于崩潰，在多方面文化的發展停滯不前，不少文化的遺產也漸漸失落。反過來，教會是保留那些文化遺產的使者﹔例如在很多地區，在蠻族入侵時，農民往往遷逃，以致不少農地荒廢，甚至連耕作的技朮也都失傳了。教會很多修士便負起耕作的任務，并且保留了耕作技朮。其實這時期也有它光明的一面。這時期是教會向歐洲西邊及北邊擴展神速的時期。以羅馬為基地，教會差遣傳教士帶領蠻族歸主。從主后六百年到七百五十年間，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以及盤踞于現今德國、法國地區的蠻族，全部歸信基督。再過不多時候，北歐也歸入了基督教的版圖內。

由于東邊的教會大大的萎縮，羅馬的大主教便漸漸成為大公教會最有影響力的人，而羅馬教會因其宣教的成就，也成為歐洲所有教會的母會，受她的牧養與管轄。于是羅馬天主教便日益壯大，而一度極具影響力的東方教會在歷史上竟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以后教會歷史的焦點，几乎完全在西方教會的發展。

教皇的勢力日益壯大，教會的地位日高，權力的斗爭及各式各樣的腐敗也開始出現。意大利的貴族經常控制教皇的推選及其他的政策，因此，一些德性敗壞的人竟也當起教皇來。從主后九百年開始，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几經改革也無法扭轉。在上的如此，在下的也如此，很多主教主管數個教區而從來不負牧養的責任。不單如此，他們竟將一些有利可圖的聖職售賣，很多聖職人員的道德生活敗壞非常。因此缺乏牧養和真理的教導，民間的各種迷信滲入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中﹔有時聖職人員更利用這些迷信魚肉信徒，如頒布、售賣贖罪券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神學方面，經院學派興起，神學的反省几乎完全被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系統俘虜。理性的論証往往取代了對神話語的聆聽與闡釋，神的道被化成一套一套抽象玄奧的系統，與信徒的信心經歷及生活相去不知千里。

在這情況下，上至教皇，下至信徒，都覺得教會急需改革，但他們不知從何著手。偶爾有几聲曠野的呼喊，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十六世紀初，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及文化意識的蛻變已由漸變而轉速，急劇變革已如箭在弦。當一切條件就緒，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發動的改教運動便展開，對羅馬天主教的信仰作出全面的檢討、批判與改革。馬丁路德的改革運動如星火燎原一樣地迅速蔓延，最初在德國，后來在瑞士、法國展開。不久，英國因亨利八世未能取得教皇批准他與皇后離婚，因而與教廷決裂，另一形式的改教運動也在英國展開。在德國的改教運動產生了信義宗的教會﹔在瑞士，因慈運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及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 A.D.)領導的改教運動產生了改革宗的教會﹔在英國就產生了聖公會。信義宗與改革宗在歐洲不同的地區產生重要的影響。丹麥、瑞典、挪威受信義宗的影響極深，而蘇格蘭、荷蘭、比利時則受改革宗的影響較深。在英國，一些不愿接受聖公會體制的信徒在十七世紀遠渡重洋到北美洲尋求教會自由，這是美國立國的先祖，他們大都受改革宗的影響極深。然而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及波蘭這些地區，改革運動因著各種因素而節節失利。所以改革運動以后，天主教的傳統依然很牢固地堅立在這些地區。如此一來，教會便呈現分裂之勢﹔天主教與改革派三百多年來一直彼此敵視。而在改革派中，不同的宗派因著信仰表達的重點不同及體制上的差異，也形成了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情勢。

在十七、十八世紀，天主教方面將精力傾注于傳教的事工上，他們在拉丁美洲、亞洲，甚至在歐洲本身都有相當的成就。而此時，改革派卻糾纏于宗派間或宗派內的神學爭論中，將不少精力虛耗，在傳教方面几乎交了白卷。

十七世紀開始，整個歐洲的精神文明正發生很大的變化。理性主義漸漸抬頭，科學也相應快速地發展。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出現了所謂啟蒙運動。知識分子開始接受一種機械的宇宙觀，認為宇宙就好像一個機械的系統，里面一切的現象都可以用機械的科學原理解釋。于是，信徒的信心受到嚴重的考驗﹔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多方面的質疑，為了應付這些挑戰，一些神學家竟削足適履地將傳統的信仰妥協，因而產生所謂自由派神學。在另一方面，科技的發展刺激了工業的發展，西方在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之間，在物質文明方面的發展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這卻帶來西方精神生活的空虛，而教會也因此感受物質主義很大的壓力。教會面臨世俗化的危機。

然而在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以至二十世紀初期卻是教會復興更新的時期。自十八世紀末，復興的火焰由英國燃燒至美國，再由美國蔓延到其他地區。這股復興的火與教會傳教的熱忱相輔相成。因此，在這二百年來，改革派教會的增長也是空前未有的。

到二十世紀，教會面對著各種不同的挑戰，就如共產主義，物質主義，民族主義等。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紀是基督教節節敗退的時期。共產主義在六十多年內席卷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歐洲的教會似乎不斷萎縮。然而，教會的生命力真是驚人的，在種種狂潮的沖擊下，教會卻不單沒有退縮，反而有擴展之勢。在主后一九八二年牛津大學出版的一份研究中，發現基督教仍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教會也在不斷地增長中。

二十世紀是西方傳教士撤退時期，也是本土教會興起的時期。許多第三世界的教會在負起自治、自養、自傳的責任后，發展極其迅速。而教會史也從以西方教會歷史為主導的闡述轉向多元的歷史闡述，而從多元的歷史發展中尋求普世的意義。

二十世紀也是合一運動開展的時期，但可惜合一運動稍為開展，在仍未能將不同宗派的距離拉近前，便大談世界宗教的對話與合一，因而在推動天主教，東正教及基督教對談、合作與合一方面，沒有產生突破性的果效。而不久，合一運動的焦點也漸漸轉移，從比較著重合一的討論與活動，轉移到政治及經濟的解放，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神學及教會生活，引起頗大的變化，也同時迫使普世教會正視信仰與處境的關連。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教會的宣講是從過往回應理性思辯的時代潮流，轉向回應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形勢。

有人認為二十世紀教會最大的發展會在非洲和亞洲﹔在非洲，教會的宣教工作已經有相當的成就，而在亞洲，我們仍在起步的階段。面對這么廣大的禾田，亞洲基督徒的責任真是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