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面提過，主后三百零四年，羅馬皇帝下令將教會完全消滅，基督徒要選擇背棄信仰或受死。幸好諭令頒下不久，羅馬皇帝即逝世，但他最信任的大臣加里流卻仍嚴厲地逼害基督徒，直至主后三百一十一年，他眼見基督徒在逼迫中日漸眾多，心知逼害是無用的，便頒下諭旨，准許基督徒有限度的信仰自由。主后三百一十二年，加里流、力吉紐及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288-337 A.D.）在三分天下的形勢下，各自力求一統天下。君士坦丁在穆勒威橋一役，以基督教的十字架作軍隊的標幟。他大勝后，便立刻在他統治的境署內停止對基督徒的限制與逼迫。主后三百二十四年他一統天下，便公開支持基督教，并于次年發出通諭，勸告臣民信奉基督教。而他自己亦成為"最高祭司長"。

有史學家認為君士坦丁之所以擁護基督教，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因為當時基督徒人數日漸眾多，已成為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一方面他不能漠視，孤立這些群眾，同時他看到，他們活潑的信仰正是振興和統一羅馬帝國的基礎。

無論君士坦丁的動機如何，基督教在主后三百二十四年后，便進入新的紀元，面對新的機會，也面對新的危機。

君士坦丁登位后，基督教不單成為合法的宗教，更漸漸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教會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權，例如聖職人員無需當兵，教會產業無需納稅，國家資助教會興建禮拜堂，全國于星期日休息，以方便基督徒崇拜。

君士坦丁去世后，他的兒子更積極的使基督教成為國教。他們在主后三百四十一年下令，禁止異教的祭典，主后三百四十六年下令禁止到異教的廟宇參拜，主后三百五十二年更下令將參與異教祭典者處死。這樣一來，很多心底里依然信奉異教的人便不能不放棄他們的信仰，有些為了利益，更受洗加入教會。在這二、三十年間，軍隊中的士兵及其他公民紛紛集體受洗，教會突然涌入一批并未真心悔改的人，因而將他們舊有的信仰和習慣也帶進教會，于是教會開始越來越世俗化。

首先，教會漸漸變成結構化。君士坦丁有生之年，用統治羅馬帝國的政治結構模式來組織教會。羅馬帝國的政治結構是這樣的：皇帝以下是參議院，參議院之下是總督，然后是省長，之下是城區官員，最下層當然是公民了。在組織教會時，教會內權力最高的當然是"最高大祭司"--即羅馬皇帝，之下是主教議會，議會下是主教長，主教長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區的聖職人員，他們之下是平信徒。當時羅馬帝國分成五個行政區，而教會也同樣分成五個教區。總之，組織架構與政治行政架構平行排列。教會一旦結構化，權力的斗爭便開始出現﹔以往注重的是屬靈的權柄，現在卻加了行政的權柄。最大的問題是，有行政大權的人未必有同樣的屬靈權柄和能力，于是便造成很多教會內部的問題。同時，教會有了權勢，自然會以權力壓逼異教徒，教會竟成為壓迫者。

另一個問題，很多人加入教會是因時勢所趨，并沒有真心棄絕過往的生活方式或宗教生活，這些人漸漸地影響其他信徒，信徒生活再沒有以前那么嚴謹，整個教會也紀律松弛。同時，以往異教的宗教習慣也滲入教會，他們以往守的節期，所持的迷信，往往在教會內披著基督教的外衣再度出現。于是很多信徒開始守很多的節期，崇拜聖人，對聖人的遺物有不合理的迷信。在另一方面，教會的貴族和富有人家多，他們的奢華氣派也影響教會的敬拜生活，于是教會的教堂變得華麗宏偉，而崇拜也很著重形式。總之，教會開始被很多外在的形式、結構和活動所占據，以往對敬虔生活的操練及內在生命的建立，漸漸衰微。

看到這樣的情況，很多信徒為了保持聖潔的生活，認為不能再在世俗化的潮流中浮沉，便毅然退到曠野，遠離人群，遠離過于世俗化的教會，在孤獨中生活，在安靜中透過禁食、禱告，追求聖潔的生活，這便是初期教會修道運動的開始。

在孤獨的修道生活中，有些信徒可說是走火入魔，走上極端的禁欲主義，并且嚴酷的對待自己的身體。不單如此，更有以標奇立異的苦行來贏取崇敬，例如有信徒住在十三尺直徑的木頭上十多二十年，不少人便以他的苦行為聖潔的代表﹔也有以一生不睡眠以表示警醒，于是便發明一眼睡時一眼醒著的生活習慣，而不少人竟又以此為聖潔。同時，在獨處中，修道者開始發現自己內在的黑暗是對付不了的，更是獨力難支的。因此，漸漸地，獨個的修道者便三五成群的聚居在一起，一起生活、敬拜。彼此扶持鼓勵，這樣，團契式的修道主義漸漸取代了獨個式的修道主義。最后，這些團契更日益擴大。聚居在一起的人數越來越多，他們終于成為修道的社群，有他們的組織及典章規條。這種形式的修道運動擴展得非常快，在主后五世紀末已遍布整個羅馬帝國。基督教修道的來由便是這樣的。當然，修道主義出自一種避世的心態，是不健康的，但無可否認，這些修道院往往成為屬靈操練的中心，不少屬靈的典范是由這些修道院產生出來的。同時，漸漸地，本來避世的修道者經過屬靈操練后，也愿意再進入世界，將一生的精神力量傾注在服事教導平信徒上。

基督教成為國教，當然有很多弊端，但亦有不少好的地方。第一，整個羅馬帝國的公民都受到真道的教化熏陶，就算其中有很多沒有真心悔改，他們也漸漸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標准。第二方面，基督教直接而有力地影響了羅馬帝國的法制。羅馬帝國的法律一直以來都不重視個人生命的價值，基督教卻將個人生命價值的重要性注入羅馬的法制中。人的價值不只限于羅馬公民，更包括奴隸、外族及蠻夷﹔同時，女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納妾的惡習受到遏止。奴隸制雖然沒有立刻被廢除，但因為基督徒為愛心的緣故釋放奴隸及買贖奴隸，使奴隸制度瓦解。因為基督徒極力的反對，殘酷的比武賽車受到禁止，人不再像野獸一樣互相撕咬。第三方面，基督教的倫理及宇宙人生觀慢慢的滲入整個文化體系中﹔本來面臨崩潰的羅馬文化因基督教注入的生命力，得以更新和發展，歐洲亦因此沒有因羅馬文化的全面崩潰而進入混亂的狀態中﹔反而，一種新的文化漸漸孕育出來，以后在歐洲開出燦爛的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