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教會的正面影響

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將中古時期歐洲的種種黑暗失敗，歸咎于教會，而我們忘記了當時的執政者及政治發展是要負相當責任的，我們可以反過來說，假如當時沒有教會的影響，那情況更不可想象呢。
我們要知道，整個羅馬帝國崩潰后，情況實在非常混亂，不同的蠻夷部族各據一方，他們雖然歸化基督，但依然帶著過往的習俗、迷信及部族主義。雖然查理曼大帝創立了神聖羅馬帝國，各部族也向他歸順，但割據的局面依然存在。當查理曼大帝死后，他的王國給他三個兒子瓜分，神聖羅馬帝國便名存實亡，于是分裂割據的局面，真是比中國的戰國時期更混亂。這些部族常常互相侵襲，而部族的內部也往往出現分裂。在這時候，新興的蠻夷部族卻從四方八面攻來，在九百年左右有北方的斯堪地納維亞人（即現今的挪威人的先祖），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入侵。在主后九百五十年左右，諾曼人（現在北歐人先祖的總稱）更大舉入侵。這些蠻夷的侵擾，弄得民不聊生。既然缺乏統一的領導對抗蠻夷的入侵，各地區的人便得各求自保，組織成一自給自足自保的個體。于是，歐洲的封建制度便開始形成。本來已經分裂不堪的歐洲更進一步分成很多小小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在軍事及政治上都相當獨立。這諸侯國中最高的當然是諸侯貴族，他們擁有土地及軍事裝備。其次便是那些為諸侯效命的武士，再其次便是地主。這些地主有的自己擁有土地，有的向諸侯租借，為諸侯管理。最下層的當然是農奴，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只為諸侯或地主耕作。無論是地主或農奴，他們都受諸侯在軍事上的保護，而他們則每年要納貢及為諸侯建造房屋或其他若干服務。

問題是，這些小小的諸侯國除了抵御蠻族外，便自相殘殺，教會極力制止亦無效，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定出"上帝的休戰"的法例，要求各方嚴守，由星期三傍晚至星期一早晨完全休戰，以記念主耶穌基督是使人和睦的使者。

教會在這個極度分裂的狀態下，成為了唯一統一所有諸侯的力量，而要約束這諸侯的行為及調停他們之間的糾紛實非易事，一個積極的做法便是教育他們。我們不要忘記，這些部族很多以前是蠻夷，文化的水平相當低，教會便負起教育他們的責任。于是，在每處的教堂或修院都辦有學校，由教會的修士負責。學校的課程主要有語文、邏輯、天文、數學等。修院不單是研究神學的中心，更是研究法律、哲學及醫學的地方。

在大城市中有些教會學校及修院漸漸成為歐洲重要的學朮中心。這些學朮中心從各地方吸引很多學者及學生到來，而大學的形成便是這樣開始的。主后一二ＯＯ年，世界第一所大學便在巴黎成立，主要研究神學及法律。主后一二四Ｏ年，另一所大學在牛津成立，也是以研究神學、法律及醫學為主。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歐洲早期的大學都是教會學校或修院演變而成的，以后亦在一段極長的時間與教會有很密切的關系。可見教會在中古時代文化的建立上，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近代在否定宗教的氣氛下，很多人將西方哲學的傳統與基督教信仰對立起來，仿佛西方哲學傳統的發展與教會無關，這是錯誤的印象。其次，歐洲之所以能繼承希臘哲學的傳統而開展新的領域，完全是中古教會的功勞。當時領導整個歐洲研究、整理、詮釋希臘哲學，是教會的神學家。教會不單沒有用否定的態度去排拒希臘的哲學傳統，反而在深入幣解及消化后，把這哲學傳統發揚并普及介紹，使這哲學傳統在歐洲文化的創建上，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要不是在十二世紀末一些神學家努力的發掘及整理，恐怕希臘哲學很多偉大的見解早已失傳。

但在另一方面，中古神學家因為發現希臘哲學的體系，因而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去研究及消化這些體系，更要將哲學的思想融匯在神學中。漸漸地經院神學便形成。所謂經院神學是用哲學思辯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啟示，邏輯推理成為神學思想的主要工具。不單如此，希臘哲學的本體論及宇宙觀更漸漸成為人幣解神啟示的起點及總結，神學的思想便被困于哲學思維系統的框框內。這樣，神一切的作為都可以用數理邏輯去推算出來，神啟示的奧秘也再沒有什么奧秘了。最嚴重的，神學家往往用一些很抽象的哲學概念來表達啟示的真理，神的啟示便顯得很抽象，與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仿佛風牛馬不相及了。從這角度來看，教會為歐洲保存了希臘哲學的傳統，但自己所付出的代價卻很大。

在中古政治混亂及道德生活低落的時候，很多信徒依然持守聖潔的生活，他們成為歐洲在精神上的領導者。例如几個重要的修會便在這情況興起，這几個修會對于提高歐洲人的精神素質，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几個修會便是耶穌會修會，多明尼加修會及方濟修會。他們都標榜簡朴生活及舍己的精神，他們的影響非常深廣，帶來不少信徒在屬靈生命上的復興。耶穌會的特色是透過勞苦的農耕生活去操練生命，以勞動作為向神的敬拜。多明尼加修會亦著重護教及傳福音，因此他們以學朮研究來配合傳福音的需要，有很大的成就。中古偉大的神學家阿奎那便是多明尼加修會的修士。方濟修會的特色是在于強調徹底的貧窮與舍己，而在貧窮中使人富足，也就是說，他們把操練敬虔的焦點放在服事照顧卑微貧賤的人。

這几個修會追求敬虔的操練，表達了當時很多信徒的渴望，中古時代基督徒的敬虔在很多文學作品中表達出來。我們至今仍然可以從這些作品中得到不少屬靈的鼓勵和啟迪。因此不要讓一些普遍的印象誤導我們，以為中古時代是教會黯淡無光的時代。中古的教會其實為歐洲現代文化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沒有這些基礎，現代文化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發展。當然中古時代的教會有它的失敗和黑暗的一面，但我們可不要將中古時代歐洲一切的黑暗與混亂，完全歸咎于教會身上。歐洲當時內部文化的問題極沖突，往往是在教會的控制以外，解決那些問題與沖突也往往超過教會的能力范圍，這樣看中古的教會，大概會比較公平一點。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古時代信徒的信仰與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教會不單是他們屬靈的家，也是他們工作之余歇息的地方，更是他們社交生活的中心。教會的敬拜、慶典與多種文娛活動，將本來已經密切的社群拉得更親密﹔共同的信仰使這些社群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人生觀及道德感，使他們更能結合起來，滿有信心和活力的創造文化。教會在這方面的貢獻，我們不可低估。

中古教會改革的嘗試

遠在改教運動之前三百五十年，教會已有一些先知先覺的信徒，對于教會內部的僵化與腐敗，感到非常焦急，他們要喚醒其他信徒，回復聖經所要求的簡朴和聖潔生活。大概在主后一一七六年，一個名叫彼得華爾度的富有商人，在深入查考聖經之后，發現中古的教會與新約時代的教會有很大的差異。新約的教會組織簡便，并且不著重組織，沒有階級之分。而中古教會卻變得非常組織化，并且賦以很多繁文縟節。同時，華爾度也發現，中古的信仰，似乎加了很多人為的傳統，也加了一些歐洲人的迷信，例如相信聖人遺物有神秘力量，相信有煉獄，相信為死人祈禱及辦彌撒對死人是有功效的。華爾度覺得這一切都不在聖經的啟示中，于是便提議教會回復新約教會簡單而純正的信仰。在主后一一七六年，他將所有的家產都變賣了，分給窮人，因為他相信這是主耶穌基督吩咐的。他到處宣講簡單的福音，不久，有很多人受他影響，跟隨了他。他們兩個兩個，赤著腳到處宣講他們發現的真理。每逢星期一、三、五他們都禁食祈禱。他們清楚地否定煉獄，否定禱告彌撒對死人的功效。他們強調平信徒也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有資格宣講神的道。他們的教導擴散得很快，不單在意大利有很多跟從者，就是在法國的南部，數目也非常可觀。教皇于是下令清除他們，很多人因此被異端裁判所殘害，在教會的逼迫中，他們只有避到阿爾卑斯山的深谷中，到改教運動展開時，他們便成為更正教徒。

華爾度派被趕入阿爾卑斯山谷不久，英國又出現一個比華爾度更有影響力的忠仆，他便是牛津大學教授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 A.D.）。威克里夫在主后一三七六年左右開始抨擊教會被財富與權力所腐化。他認為要復興教會便要推行徹底的改革。他認為使徒時代的教會是以簡朴、貧窮為標記，但當時的教會都聚斂財富，而聖職人品奢華無度。他更認為教皇不單權力太大，并且時常濫用、誤用權力，使教會受了很多虧損。在激憤之余，他竟表示教皇根本便是敵基督。為了使更多人能幣解聖經的真理，他將聖經從原文譯成英文，這樣做在當時真是罪無可恕，因為中古教會只承認拉丁文的聖經，以其他語言來翻譯聖經是被禁止的。威克里夫得到很多英國人的支持，不止英國的平民支持他，就是連很多貴族也支持他，并且保護他。貴族之所以支持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提議英國在政治上獨立，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的控制以及教皇的控制。英國的貴族當然贊成這論調。

那些追隨他的人專向低下層階級宣講福音真理，教導他們實踐聖經簡朴、貧窮、聖潔的教訓。當威克里夫的影響力越大，教會的當權者便越感到不安，于是四出搜捕威克里夫的追隨者，將他們燒死。于是威克里夫派便只好變成地下組織，但他們的影響力卻依然很大。

威克里夫改教的思想傳到現時的捷克。大概在主后一四ＯＯ年左右，布拉格大學的一位名叫胡司（John Huss, 1370-1415 A.D.）的神學教授，深受威克里夫的思想影響，開始在捷克鼓吹改革教會。胡司是一個很有能力和學問的講道者，不久便成為大學神學系的主任，因此他的影響力非常大。當時整個捷克從上到下都支持胡司，國王甚至做他的后台，因此雖然被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天主教人士也不敢傷害他。他認為教會是神所揀選的人所組成的，而當時有很多在天主教教會中的人，雖說是屬于教會，但卻在真正的教會以外，他又認為在大公教會中，只有基督是元首，教皇、主教都不是必須的。于是教會發行贖罪券，在胡司看來，更是完全違背聖經的真理。

主后一四一四年，在君士坦斯舉行的議會召他答辯，他本不敢前往，因怕有生命危險，但經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保証，他便前往，怎知他一踏入會場，立刻被捕，隨即受審、定罪，然后就地處以火刑。他所發起的改革便因此失敗。

在意大利又有另一位富商及政治首領，鼓吹改革教會，他便是薩沃那柔拉（Savonarola, 1452-1498 A.D.）。薩沃那柔拉于主后一四七五年放下他的事業，進入修道院七年受造就，希望作一個巡回布道者。在布道時，他感到沒有能力，也沒有果效，痛定思痛之余，便發現教會的屬靈生命原來是這么軟弱，于是便尋求復興教會的途徑。他大事抨擊教會的腐敗，并對教皇的權威提出疑問。意大利佛羅倫斯城的人民及政治領袖都深受他所講的道影響，漸漸便在當地推行教會改革，相當成功﹔但后來因政局的改變，教皇乘機將他逮捕，處以死刑，他的改革也告失敗。

除了零零星星個人推動的改革之外，教會的上層階級也知道教會內部的問題的確很嚴重，而因此力圖改變教會的情況。當時巴黎大學很多的神學家極力影響教會的領導階層，催促他們推行改革。于是在主后一四Ｏ九年教會在比薩舉行一次會議，商討如何改革教會。在主后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一八年在君士坦斯再舉行會議，其中重要的主題也在于改革教會﹔然后在主后一四三一年至一四四九年，又在巴色舉行第三次會議，其中也商討如何改革教會。但三次的會議，都沒有帶來實際的行動，因為從上至下，雖然人人都覺得需要改革教會，但一方面腐敗的勢力根深蒂固，一方面滲入到教會每一階層、每一部分，要改變這個架構便等于要將整個架構拆去，重新建造。并且，當時的人真不知從何做起﹔處處都有問題，教會生活的每一環節都有腐敗，要改革便要把所有問題歸結為一個核心問題，然后重拳出擊，方才有效，但當時始終沒有那么有洞見的人出現，指出當時問題的症結。再者，當時教會的權責，大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根本沒有改革的決心和熱忱。

整整三個多世紀，屢次的改革嘗試都失敗，可見教會內部因循苟且所造成的阻力是多么的大，由此，我們便不能不佩服改教運動的先鋒馬丁路德，他必定有過人的洞察力，加上執著和勇敢的精神，方能為神作大事。不過，我們必須知道，過往的改革嘗試雖然失敗了，但卻為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建立了重要的基礎，假若沒有這些忠心的仆人肯冒生命的危險勇敢地宣講神的道，以喚醒信徒，恐怕馬丁路德所受的阻力更大。從這些改革嘗試中，我們看到聖靈不斷在教會中工作，沒有一刻撇下教會不顧。想到這里，我們便得安慰，縱然在過往多年中，中國教會也經歷不少試煉與失敗，但神不斷保留忠心的仆人為瓷見証，為復興教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