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反躬自省

改教運動對羅馬天主教領導階層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震蕩，他們痛定思痛，深感教會的確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教皇保祿三世（Paul こ）即位不久（主后一五三四年）便委任干達利尼（Gasper Contarini）、加拉法（Giovanni Caraffa）、薩多雷托（Sadoleto）及波爾（Pole）等數位紅衣大主教深入幣解教會內部的問題并推動更新運動。他們經過深入調查、反省，在主后一五三八年完成一份報告，對教會種種流弊作出詳盡的分析及檢討，更提出更新教會的建議，于是便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一系列的改革其實是過往改革嘗試的延續。在改教運動未爆發之前，天主教中已經有一班人竭力推動教會更新。在路德釘上九十五條之前數月，便有大約五十位神職人員及平信徒在羅馬組成"神愛社"（Oratory of Divine Love），勵志改革教會。他們首先由自己開始，以禱告、讀經、敬拜來操練敬虔，然后透過他們生命的影響，引發起教會中的屬靈更新。他們這班人中日后很多成為天主教的領導人物。除此以外，不少修道院及修會也分別漸進地清理門戶，提高屬靈的素質。

大致上，天主教中的更新運動，循三方面進行。第一，他們使中古時代的敬虔模式復蘇過來。中古時代向往與神契合的情操漸漸擴散，一種新的神秘主義開始出現，很多聖職人員及平信徒都追求與神契合的經歷。同時，中古時代的修士常以貧窮、服事貧病無助的人為屬靈操練的必經歷程。這一種生命的理想及情操沉寂多時候，現在又再一次成為一股屬靈的動力。例如在主后一五二Ｏ年，聖方濟會出現了一群以恢復聖方濟會精神為己人任的人，他們頭不戴尖帽，穿著粗衣，學效聖方濟會當年過著極其貧窮的生活，將生命、時間完全擺上去服事貧病無依的人。后來這班人成立了一個新的修會，稱為嘉布遣修會（Capuchins）。另一方面，中古時代的另一特色便是對教會的傳統有極度的尊敬。恢復中古的敬虔亦即恢復對傳統的尊敬。于是一股完全與改教派反對傳統的不同潮流在天主教中興起。他們比中古信徒更尊崇教會的傳統。亦因為這緣故，天主教中的更新運動常常被稱為"復古運動"。

第二方面，天主教的領袖們受了改教派的刺激，不得不對傳統的神學體系來一次重大的檢討。他們當中有不少對于路德所提倡的因信稱義的道理抱一種同情甚至欣賞的態度，但卻有另一些人固執于中古時代的神學架構。這兩派人相互影響，使天主教在神學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雖然大致上他們的神學依然是固守中古的架構，但中古神學的斤斤計較邏輯思辯及鑽牛角尖的傾向被修正過來。他們開始注重聖經的教導、傳統的闡釋及生活的實踐。固然，經院學派的氣味依然很濃重，阿奎那的神學依然是天主教神學的主導，但新興的經院學派對于時代的需要更適切，不再像過往的經院神學遠離人群。同時，對于阿奎那的神學也作出了新的詮釋，例如曾審查路德神學的迦耶旦大主教（Cajetan）須重新注釋阿奎那的系統神學，使它更切合時代的需要，而迦耶旦的新注釋成為當時的標准課本。可見當時的天主教領袖多么費心地將中古神學本土化在當時的時代中。

第三方面，天主教與基督教人文主義攜手，合力發展文化，企圖產生一種新的文化融和，就像中古時代一樣，基督教信仰成為文化建立的基礎。現在中古文化崩潰了，他們便嘗試，透過扶助計算機人文主義的發展，在文化的各層面取得領導的地位，以產生一種文化更新的動力。在文化重建這一方面，天主教比改教派更有成就，是因為他們不單沒有像路德一樣摒棄基督教人文主義，反而與他們結合，于是很多重要的科學家，思想家成為天主教很大的助力。

第四方面，一股宣教的熱忱在天主教內興起，成為日后教會大大擴展的基礎。宣教的熱忱最初是針對那些改教派的，一些天主教的修士以向這些異端傳正統信仰為己任。后來，這些企圖引導改教派信徒重回天主教懷抱的修士們仍漸漸擴大他們的工作目標及范圍，以至在十七世紀時，天主教的向外宣教活動便展開了，并且發展得相當快。而這時候改教派卻為了內部的紛爭，停滯不前，向外宣教几乎連想也未想過，因此宣教運動的開展比天主教遲了几乎兩個世紀。天主教雖然在歐洲失利，但在其他地方卻因宣教活動而得到非常大的成果。

在天主教的更新運動中，有兩股重要的力量在其中推動，第一便是"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 A.D.），第二便是新成立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

"天特會議"是保祿三世為在急變時代中重新確定教會的身份及方向而召開的。天特會議斷斷續續的在主后一五四五至四七年，一五五一至五二年及一五六二至六三年進行。會議的初期，他們討論教會中的流弊及改革的步驟，并尋求與改教派復合的可能。當時代表主張復和的有干達利尼及波爾等，在他們的催促下，保祿三世也有復和的傾向。然而加拉法及其他的領導卻力主用嚴厲的手法對付那些判教的人，不能對他們讓步。他們亦向教皇極力進諫，結果教皇傾向他們這些強硬派的一方，在他們的協助下，組織異端裁判所對付改教派，并加強他們宣教的活動，叫更多的人重回天主教的懷抱。

在另一方面，他們致力于確立天主教的神學立場，否定改教派對因信稱義的看法：堅持教會傳統的七項聖禮，認為它們是成就救恩所必須的﹔同時肯定煉獄的存在，肯定為煉獄中被困的靈魂禱告是有效的﹔也肯定贖罪券的功效，但對于贖罪券所引致的種種弊端亦加以指責。或許更重要的是，天特會議重新確立了教皇的權威，認為只有他才可以解釋教會傳統的信條及諭令。

我們可以說，天特會議一方面把教會中一些敗壞、流弊清理過來，但另一方面卻在信仰上使天主教教會變得更保守，更封閉，這是非常可惜的。

對天主教內部的更新運動有莫大貢獻的另一個因素是"耶穌會"的成立及擴展。耶穌會的創始人是羅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A.D.）。他年輕時向往行軍的紀律操練，并且滿懷軍事野心，可是在一場戰役中他的腿部受到嚴重損傷，使他變成殘廢，不能再從軍。在極度的痛苦中，他瘋狂似的閱讀屬靈書籍，特別是一些聖人的傳記。最后他受感動，將殘缺的一生獻與聖母，成為聖母軍隊中的士兵，為聖母打屬靈的戰爭。他痊愈后本來想到耶路撒冷傳福音，但那里的瘟疫使他不能前往。在等候神差遣的這段時期，他內心充滿掙扎--罪的引誘，疑惑的侵擾。但是在掙扎中他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定論，就是要一心一意地獻與神，首先要學習的便是絕對的服從，而服從神最具體的表達便是服從神在地上的代表，亦即教皇。

后來他終于可以去耶路撒冷傳道了，卻發現自己才疏學淺，無法勝任許多工作。于是他便決定，要為主作見証便得好好的裝備自己，于是由小學讀起，直讀到大學。在大學中他認識了六位同伴。他們一起禱告，一同有極大的負擔傳福音。經過一段時間的團契、等候，他們終于一同誓死效忠教皇，讓任教皇差遣，并以貧窮、貞潔為生活的標記。耶穌會便是這樣成立了。耶穌會在教導平信徒，辦學及宣教方面，有極高的成就，也是近几百年來天主教會中發展最快的修會。他們有如教皇手下一支龐大的軍隊，為他效命，一方面帶領改教派回轉，一方面展開海外宣教，在十六世紀，他們的宣教士已經踏上了遠東的土地了。

改教運動在西方文化的深遠影.

改教運動在十六世紀的歐洲造成了很大的震蕩，不但改變了歐洲宗教生活的面貌，更在經濟、政治、教育各方面產生了很大轉化作用。首先從思想的角度看，改教運動代表著一個宇宙人生觀的轉變，從中古的宇宙人生觀轉化為現代的宇宙人生觀，因此，史學家大都以改教運動為歐洲歷史的分水嶺，以它為現代史的開端。其實，歐洲科技的突飛猛進，顯然與改教運動有很大的關系。改教運動將整個歐洲的思想從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的框架中解放出來。中古以來，神學完全被困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體系之內，聖經的道理被化成一套玄學思想，對于宇宙的解釋，價值的取向，完全以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為依歸，几百年來，歐洲人的思想被困于這框架之內，加上教會用她的勢力去確立，這思想的枷鎖便牢不可破。從這角度看，路德向中古神學體系宣戰，根本便是一種思想的革命，路德的改教運動最深遠的意義也在于此。路德公然對亞里士多德的體系提出懷疑，這便成為一種思想姐夫的號召，在哲學、科學方面，心中存疑已久的人便敢與將疑問拿出來，一種重新思想宇宙人生的空氣便開始擴散。沒有這種思想空氣，克卜勒（Johann Kepler, 1571-163 A.D.）的新天文學理論便根本很難孕育出來，沒有克卜勒所建立的基礎，加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A.D.)所倡導的宇宙觀也很難建立起來。我們不要忘記，克卜勒的新思想是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德國出現的。

除了對傳統思想的疑問，路德改教運動更標示每一個人都應該憑他的良心去體認真理并堅持真理，而不應受傳統的勢力所左右。這種自由思想的種子，日后開出了民主自由的花朵，也促進了歐洲在思想上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政治方面，改教運動為民主政制奠下了重要的基礎。首先是每一個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祭司的觀念的出現，既然每一個人都是祭司，每一個人都有權侍立于神的面前聽命于瓷，每一個人都有同等責任去服事他的弟兄。在神面前，平民、平信徒原來與王孫公子，與聖職人員完全是同等，那么中古的層級制度便開始不攻自破了，改教派的教會以這種人人平等觀念去治理教會。例如長老會的長老，權力雖然很大，但他們也是平信徒選出 5的。其他的如浸信會、公理會等會友的權力更大。當他們習慣了以民主的方式治理教會，也同時感覺這是有效的治理方式，便自然想到用同樣的方式去治理國家。美國以民主政制立國，可說完全是以治理教會的模式為藍本。在歐洲方面，這種民主的思想透過教會體制孕育生長，到美國的民主政制成形時，便產生很大轉化作用，假若沒有改教運動，西方的民主政治不知要再等多久才被建立起來。

在經濟方面，假若我們環視一下歐洲的經濟發展，便會發現一個充滿啟發性的現象，就是几乎所有改教派的國家都比天主教的國家進步不知多少倍。只要你將改教派的荷蘭和天主教的西班牙比較一下，將英國和意大利比較一下，將改教派影響下的德國、瑞士與天主教影響下的德國、瑞士比較一下，將固守天主教的南美國家與美國比較，便發現他們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改教派傳統下的國家似乎充滿了活力，創新、富裕，而天主教傳統下的國家，除了法國外，卻似乎是落后、貧瘠。我們要知道在固守天主教的國家中，只有的、法國是不受天主教會勢力的干預的。這現象給我們一種提示，就是教會勢力干預越少，信徒可以比較自由發展的國家，其經濟活力便越大，除此以外，改教派將宗教及人生其他的責任交回與平信徒，他們強調人與神立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用生活的每一個環節將這約表達出來。人每天的活動，包括工作、享用工作的成果，都是一種敬拜神的表達。于是工作便有了永恆的意義和價值，發揮自己的創作也有一種神聖的意味。改教派的人明白，原來工作、創作、享受都是榮耀神的活動。這便帶來很大工作熱忱和創作活力，經濟便自然突飛猛進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是與改教派的倫理有很大的關系。他的分析固然不無道理，但我們必須要清楚一點，就是十七世紀成形及興起的資本主義，是極度溫和及滿有責任感的資本主義，并不是只顧剝削、不理別人死活的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當時的資本主義滿有道德責任感，原因乃在于改教派強調人之間立約的觀念。每一個人都是看守他弟兄的，因此在勤奮工作，積聚資本中，他們都謹記，這一切都是為榮耀神，而他們是神的管家照管財富，在立約觀念的熏陶下，他們很注重對別人的道德責任，于是資本家剝削他人以自肥的傾向便大大受到抑制，到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出現，人否定了神，否定了人與神的立約，否定了聖經中倫理責任的要求，人以自己為絕對，便形成了一種只顧自己不理他人的心態。這種心態蔓延，便決定了日后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向及形態。我們可以說，造成資本主義剝削及帝國主義的侵略，其中主要因素是西方文化轉向世俗化，否定了傳統的基督教信仰，絕對地高舉人的自治、自主，對人有過分天真的樂觀，而忘記人本有的罪性。

在另一方面，改教運動也改變了歐洲教育的理念及日后發展的方向。首先，改教家認為每個信徒都應該能夠看得懂神的話語，正因如此，教育必須普及，從此時開始，受教育成為一種每一個人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利。改教家也切實地推行教育普及化。路德發動改教不到五年，便委派墨蘭頓全面地建立一個新的教育制度。教育不再是貴族或神職人員的專利。從這時起德國的教育事業再不是由教會一手包辦，而是由國家承擔，但卻是根據基督教的理想施行全人教育，結合學朮道德及靈性的操練。

改教運動另一個重要影響乃在家庭生活方面。過往，教會將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絕對地分開來，強調神職人員聖潔的身份，而他們聖潔的一個標記便是守獨身，由此便產生一個觀念，就是婚姻生活與家庭生活是屬世的，是成聖的纏累。家庭生活便不自覺地受到貶抑。改教運動以后，家庭生活成為整全生命很重要的一環，不單是神所喜悅的，也是神的命令。自此以后，家庭成了信徒敬拜的地方，也成了培育敬虔后代的所在。在很多家庭中，晚禱、家人聚一起讀神的話語，成了家庭生活重要的一環。

不單家庭生活被看為聖潔，就是升年噸微的職業也分別為聖。改教家認為職業沒有聖俗之分，只是不同的呼召而已。以前，人以為只有神職人員才是被召的職分，普通的職業與神的呼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然而，馬丁路德卻改變了這種看法。他認為信徒無論投身什么職業，我們必須尋求神的旨意，看是否神呼召他，要他在那崗位上完成瓷的使命。這樣一來，歐洲不再看職業為糊口的工作，而視之為完成神使命的生命表現，這種職業對歐洲文化的發展極為重要。

在宗教方面，聖經的全文被確定，講解神的道成為牧者主要的責任，這兩點乃是日后改教派教會的重要標記，現時的福音派承襲且極力保持這分重要的遺產，以此為不能妥協的信仰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