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種種沖擊

在十八、十九世紀，教會在各種困難與挑戰中復興、擴展。但復興與擴展并沒有把外在的困難與壓力除去，反過來，整個歐洲的文化正在更急劇的轉變：科技高度的發展、物質主義及世俗主義潮流的高漲，共產主義的蔓延，這一切對教會造成很大的壓力。我們若回頭一望，便發覺，假若沒有十八、十九世紀的復興與擴展，為教會建立了一個比較穩固的基礎，相信教會在面對二十世紀的急劇轉變時，可能會經不起那些沖擊與考驗。

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科技的發展真是驚人。起初只是一些簡單的機械，隨著便是原子能的發現與使用，以及太空科學的發展。更使人驚異的，便是對生物世界的幣解與掌握，如今生物科學家在遺傳工程方面已有相當的成就，對于掌握生命的奧秘又推進了一步。

由于科技的發展，人類似乎征服了大自然，宇宙再沒有任何的問題是科學不可以解答的。對于現代人來說，他們再不需要神來解釋宇宙的存在，也不需要神來維持宇宙的狀態。人不單是萬物之靈，也是宇宙的主宰。然而，很矛盾地，人的價值及生命的意義卻因科技的發展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與考驗。

隨著生物化學的發展，科學家便將一切的生物分析，歸納成一組一組的生物化學反應。人也不例外，人一切的活動、一切的感受、一切的決定，也只不過是生物化學反應的結果罷了。于是，人一切的道德感情，對真理的執著，對美善的向往，都不過是一些生化現象。生命的意義是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這一切的問題都是多余的了。同時，既然對真理的堅持也不過是幻象，那么人的行為再不受任何絕對的規律約束，于是西方傳統的道德架構便開始崩潰了。在經濟方面，工業革命隨科技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為西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丰裕。整個西方文化漸漸變成消費文化。為了使經濟及生產更高的發展，高度效率的機械几乎完全支配了生產，而人便得配合、遷就機械的運作。同時整個社會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講求效率。因此，人的生活便變得越來越機械化。現代人似乎只有生產活動與消費活動，其他人的特質都給壓抑了，而現代人的精神生活便因此受到嚴重的虧損，屬靈的感應能力變得非常微弱。我們稱這種現象為世俗化的現象，即是說，人除了感官所及的事與物之外，對于超越的事實--如神的存在、永恆的價值、永生等--完全失去了感應的能力。面對這世俗主義的狂潮，教會真有些束手無策的感覺。因此，在歐洲不少地方，信徒的人數不斷銳減，信徒生命的活力也漸漸失落。當上一世紀宣教工作播下的種子在亞洲、非洲等地茁長、開花時，歐洲的教會卻受到世俗主義嚴重的沖擊。

除了科技的發展，另一個挑戰便是共產主義的興起與蔓延。自從主后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來，短短的几十年，共產政權統攝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共產主義是一套完整的宇宙人生觀和歷史觀，對很多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共產主義之中不少人文理想根本是來自基督教，當然也有一些是與基督教對人的幣解及理想有所沖突的。這些理想成為很多革命者的生命動力，推動革命。然而，共產主義的唯物思想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否定了宗教的價值，因此，當共產主義蔓延時，基督教便受到很大的壓力。

二十世紀也是回教國家變得極度富強的時候。因著石油的發現，很多回教國家富裕起來﹔同時，當西方文化漸漸侵入回教國家時，回教國家便作出強烈的反應，更激烈、狂熱地死守回教文化傳統。這種回教的狂熱加上石油帶來的財富，便產生了回教的宣教運動。這運動在非洲、亞洲等地，也對基督教會造成相當大的挑戰。

同時，曾經受西方文化沖擊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正紛紛從殖民地的情況下獨立建國，他們正不斷地尋求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對于自己傳統的文化更加重視，面對于外來的一切影響都非常敏感，甚至排拒。在這種情況下，宣教工作的發展便受到不少阻力。反過來，西方在過去五十年中，因著兩次的大戰，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反失去了信心，因面對亞洲、非洲的文化采取極度開放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反受東方的各種宗教及哲學所吸引。現時在美國及歐洲，東方宗教及各種異端邪說正不斷蔓延，這對于教會也形成一種壓力。

在外患重重之際，教會內部也有不少困難，而其中最嚴重的，便是傳統信仰所受的挑戰。十九世紀興起的聖經批判在二十世紀更加蓬勃，并且對于現代人幣解聖經有極深的影響。不少聖經學者相信四福音只不過是將一些留存在初期教會的傳說、憶述及宣講的片段編集而成的，因此其中有多少史實是可靠的便很難說﹔所以，真實的歷史耶穌是很難從福音中掌握得到的。舊約的書卷也是如此，往往一卷舊約書卷會被學者切割成一組組不同年代背景的產物。舊約的歷史記述往往被懷疑。在聖經的權威受到嚴重的考驗的時刻，純正信仰的教會對于這些聖經批判卻無力招架，并且采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因此更給人一個落后、保守的印象，而很多大學及神學院的教席都落在新派神學家的手中。這對于教會非常不利，因為這些神學家訓練出來的神學生將來便是教會的牧者及領袖。

同時，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語言分析哲學等不斷沖擊基督教的思想，神學家面對這些思想的沖擊不得不重新幣解傳統的信仰。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這是很好的，但偶一不慎，很容易讓這些思想取代了教會信仰的實質。例如馬克思主義在南美對神學思想影響極深，因而產生解放神學。解放神學固然不一定是錯誤，但問題是，當神學家完全用馬克思主義去分析歷史及社會狀態，他們很容易失去了聖經的透視。不單如此，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歷史、社會的轉變，革命是主要的動力。如此，神學家往往將聖經的信息解釋成革命的信息，這是非常危險的。語言分析哲學對神學也有相當的影響，語言分析哲學家認為神學語言是沒有意義的，因此神學所講的東西有很多都是在人的經驗以外，是不能摸、不能見的事物，例如三位一體的理論等。因著這種挑戰，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紀中很多神學家便致力研究神學語言到底在二十世紀是否還有它的地位。一些神學家研究的結論是，傳統的神學語言在二十世紀是完全無用的，就算是"神"這個字也沒有什么意義﹔于是他們開始談到將"神"這個名詞從字典中抽出來。而"神死了"的神學思潮便是這樣開始的。

二十世紀是神學思潮洶涌，也是相當紛亂的時代。一個思潮興起，流行一時，不到十年便又衰落。這種情況，使信徒感到很迷惘，甚至懷疑神學家在玩一些思想游戲，因此神學教導在很多信徒的心中也失去了過往崇高的地位。

面對這些挑戰，教會如何回應？教會整體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又如何？這一點我們以下自有交代。

二十世紀教會的情況

十九世紀是歐洲文明的發展高峰。西方人對自己滿有自信，科技的發展急速得驚人，似乎宇宙間再沒有什么問題是不可以用科技解決的。不單是科技的成就，更令西方人自豪的便是民主、自由及高度道德生活的建立。有不少人甚至認為西方文化便是天國在地上的實現。抱著這樣的自信，人對自己的罪性便忘得一干二淨，而聖經對罪人的宣告他們更聽不進去了。

在經濟方面，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發展結合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丰富。整個西方文化都朝著一個消費文化的方向發展。為了有更高的經濟發展，社會整體每一環節的運作都要講求效率。因此，不單人的生活變成機械化，以致可以與機械配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很客觀、冷靜。總括來說，現代人越來越世俗化，對屬靈的感應能力越來越弱。

在二十世紀，科技發展急速，經濟的發展更驚人，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更明顯地成為文化的主流。而除此以外，共產主義的擴展更是前所未有的，也構成了二十世紀很重要的特色。在人看來，這一切都使人焦慮。然而，當我們看向深一層來看，教會在考驗中處處表現了她的活力。二十世紀雖然在各方面都急速發展，但很奇怪的，歐洲人的自我形象卻不斷下降。原因很簡單，兩次的大戰將他們過往極高的自信都打碎了。他們突然驚覺自己黑暗的一面﹔也很深的體會到罪的真實。同時，科技與物質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很多其他的問題，例如污染便是很好的例子。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西方現代人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始不斷地探索新的方向。

教會面對這些壓力，如何回應？在十九世紀，教會可謂處處失利。在神學思想方面，新派神學攻占了很多神學院的陣地，尤其是在大學里面的神學系。在科學與信仰的爭論中，科學似乎永遠占上風，例如生物學家赫胥黎與牛津的主教在一次公開的學朮辯論中，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辯論，結果牛津的主教慘敗。進化論便毫無疑問的為人所接納，并以此否定創造論。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形勢卻有所轉變，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A.D.)首先舉起反新派神學的旗幟，再次肯定聖經的啟示及神的主動性，他強調，要幣解神，我們必須放下我們為自己建立的宇宙人生觀，放下我們的假設，安靜地去聆聽神的話。巴特在歐洲的影響至為深遠。在他的領導下，一群忠于傳統信仰的神學家開始在各神學院發揮他們的作用，收回部分已失的陣地。同時，在主后一九三Ｏ年開始，特別在美國，福音派漸漸興起。過往，忠于傳統信徒的神學家或信仰在外面的各種壓力下，退縮在自己小小的圈子內，稱自己為基要派，將神學院、大學的陣地放棄掉，任由新派神學人士占據。但從三Ｏ年代開始，一些有見識有才學的基要信仰的人覺得要在知識界內重新建立基督教信仰的地位，并且要重新收復在大學及神學院失去的陣地。于是，福音派的神學院便一間接一間的開辦，并且在學朮水平上，直追大學內的神學系，而新一代的福音信仰的神學家便在四Ｏ年代出現，為福音信仰神學建立穩固的基礎。

同時科學與信仰的爭論在二十世紀早已平息。很多科學家開始幣解到宇宙的奧秘，而機械宇宙觀實在是將復雜的宇宙過于簡化，只有那些對科學一知半解的人，才敢用科學去否定信仰。
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的現代人漸漸看到現代文明的各種問題，也在兩次的大戰中體會自己罪孽深重。一種精神的空虛彌漫在西方文化之內，心靈的干渴已到了極點。這時候，正是福音向人說話的時候。因此，在二十世紀，歐洲及美國的福音運動也有不少成果。

然而，二十世紀也是宣教運動退潮的時候。歐洲以外的地方，民族主義興起，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各民族都尋求確立自己的身份，因而對于宣教士有很大的抗拒。同時，各地區的教會也尋求自立。一時間，宣教士失去了過往扮演的角色，以至有很大的失落感。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到了二十世紀便漸漸失去了過去的活力。然而，這卻刺激了地區教會的自立性及自主性，地區信徒的恩賜與活力便更深得發揮，這一種祝福是很多人所料不到的。各地區的教會，不單著意訓練自己的領袖，更著意建立自己的神學，將神的啟示更具體地在自己的文化傳統內表達出來。所謂本色神學或本土神學便是二十世紀才出現的現象。

二十世紀的另一現象，就是合一運動的出現。合一運動其實源于十九世紀宣教合作的經歷。為了使宣教工作更有效，不同宗派的教會便聚在一起研究如何在宣教工作上彼此配搭、扶助。這種合作便漸漸演變成一種信仰合一的探討。最初，這種信仰合一的探討只限于基督教以內的各宗派，但漸漸，天主教、東正教也加入這種探討中。于是在四Ｏ年代，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簡稱WCC）便漸漸成形﹔到了六十年代更成為一龐大的機構。然而，普世教會協會成立后，注意力便開始轉移，以往信仰合一的探討漸漸給對政治、經濟、文化的關懷所取代，而宣教的定義也變得很含糊。最令人失望的，便是不少普世教會協會的神學家對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及唯一性，感到懷疑。各宗教殊途同歸的觀念一度非常盛行，于是，本來是教會內部合一的探討變成宗教大同的探討。不過，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普世教會協會在各方面都有所轉向，對福音使命也重新肯定，這是可喜的現象。

在表面上，在十九及二十世紀，教會節節失利。但實際上，教會卻穩步向前。我們不妨看一看數字，在十九世紀末，基督教在全球的人數占全人類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一。到了二十世界七十年代，經過共產主義興起，統治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也經過了各種的沖擊，信徒卻占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在對比下，比十九世紀末只少了百分之二﹔而我們要記得，在這數十年間，世界的人口增長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比例減少，而人數卻是增加的。

在過往的教會歷史中，教會經歷了四方八面的攻擊，也經歷內部的失敗，但神在各種歷史的變動中，依然是教會的主，看顧著教會的發展。往前看，教會面對的挑戰是宣教的挑戰。而亞洲便是最大的宣教工場。在亞洲，超過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口是未認識基督的。教會必須重新建立傳福音的熱忱，宣教運動必須再度興起，要不然，教會的增長便永遠趕不上亞洲人口的膨脹。為此，我們必須努力，也求神加增我們的能力，好叫我們在這二十世紀的末期，敢于向神求大事，為神作大事，以一種積極進取的心態迎接二十一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