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以上這種學說，把上帝放在人的統治之下，則當然無從講上帝拯救世人。如果要講上帝救世之道，則便等于把他成為一種方便之門，而人乃是其命運的主宰，可以自由出入。這乃不脫人文主義的本質，也是新神學家最流行的道理。他們的思想，乃都以此為基準。他們詆毀改教運動和他們的作為，把他們的道理視為中古時代的落伍思想；而自命不凡，自比他們的作為乃似啟蒙運動，要開創一個新的世界，而以人作主宰。
理性主義哲學家如康德（Immanuel Kant），如倭鏗（Rudolf Eucken）徒憑他們的理性，不能認識人類的本性，他們只見到人性之善；甚至無惡不作的壞人，也不能使他們解脫他們的成見。例如康德，他雖自幼出身基督教家庭，父母為虔誠信徒，但他受了世俗的教育，卻被淺薄的理性主義所捆綁。他的哲學，乃為一種存疑論（Agnosticism或譯不可知論），以為「物自身」，乃超出理性之外，不能認識，所以他不能篤信聖道。他始終懷疑，嘗說︰「壞樹既不能結好果子，一個壞人怎能靠神恩變好人呢？」他和倭鏗一樣，以為人靠著裡面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力量，可以自救，除此以外，別無救法。這種所謂新思想，乃是一種自救論，無啻伯拉糾主義的翻版，不但毫無新的意義，而且變本加厲。因為伯拉糾還承認人乃有罪，還有些相信基督的救贖，藉以消除罪孽；而現代派的新神學，卻完全不信。他們不承認有罪，也不感到人行善無力，認為無需上帝的赦免，以為僅有愿意降卑自己的人，才要接受。神學家華斐德（B.B.Warfield）說︰「他們把上帝看如家畜，養羊乃為羊毛，養牛為要牛奶，信上帝乃為赦罪。這便是新神學家的上帝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