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可說是聖靈的時代──三位一體的真神之第三位。照上帝的天則與大計，聖靈所負的重大使命，乃是要貫徹並完成聖子救世的大功，使那些上帝所揀選的靈魂，能夠稱義得救。使徒們在世的時候，乃是由三一真神的第三位，聖子主耶穌基督親自引導他們；我們乃正如使徒們那樣，現由三一真神的第三位聖靈親見引導我們。
──亨利孟寧（Henry Elware Manning）
「聖靈論」乃是一個有崇高意義的題目。在這末世的時候，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尤有重大的意義。教會由于那應稱頌的聖靈內在的管製與同工，大家的心志得到訓勉與激勵，而且對他本身和對世界充滿了空前的最大的希望，世俗的宗教，都不是出自聖靈，乃為「理學（英文本為哲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把千千萬萬的人「擄去」（參西二8）。著者在外邦黑暗裡五十年之久，仰蒙天父「上帝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的大恩大愛」，竟「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我），使（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參弗一17∼23，二4）；使我「出死入生」（參約三16，五24）；「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徒二六18），成為「新造的人」，「心志改換一新」，始行了悟，唯獨基督聖道乃為純正無瑕的真道。聖靈乃一直在動其善工，引導神的仆人，傳揚福音，在末世結束以前，必有一個教會複興運動，而形成一個普世性的「五旬節」。此非樂觀的幻想，而乃已有許多的征兆；此乃上帝的心意和目的，並為人類迫切的需要，以及殷切的盼望。
但是從另一面看，亦有時代的逆流。語雲︰「道高一尺，魔高千丈」，我們不可漠視，以為不足介意，尤不可遷就妥協，以為「道並行不悖」，「殊途同歸」；而應遵照經訓，「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猶3）並且要把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縱觀時代的逆流，大概的說，可分三種︰
其一為唯物主義，否認或漠視超凡的和屬靈的事，僅僅注意甚或專門集中心力，以謀外表的物質生活的改善。「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專以地上的事為念」，使徒保羅「流淚的告訴（他）們，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腓三19）現在唯物無神統治下鐵幕的慘狀，千千萬萬的人民，慘遭屠殺而沉淪，便是其明証。關于唯物主義之妄，著者另有專書詳論。
第二種時代的逆流，乃為懷疑主義，他們自作聰明，專門吹毛求疵。例如英國懷疑主義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不信基督聖道，否認人類心靈存在，凡是未曾經驗，未經目見的事，他一概不信。他完全用純粹呆板的自然律來解釋宇宙，乃至宗教道德問題。趨時學者，此倡彼和，這種思想，日趨猖獗，竟至震憾基督教國家，和超自然主義，分庭抗禮。時人的思想生活，有意無意的，都被這種「皮相之見」所迷惑和支配。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首領胡適之，也稗阪其說，高呼︰「拿出証據來，」氣焰萬丈，一面「打倒孔家店」，一面「反對基督教」，為無神唯物的運動鋪路，造成民族國家空前之慘劇。而台灣反為胡氏建立銅像，實為民族思想破產之危機﹗照社會學家的研究，僅重感覺的「感官文化」（sensate culture）乃為人類災禍之根源。由于他們注重感官，要憑目見，就流為一種實証主義。此派偏重低級的感官，否認永恆不變的真理。語雲︰「行而上者，謂之道；行而下者，謂之器。」此派乃降低認識論的境界與水準，勢將導致心靈之沒落；且「心為形役」，囿于現象，事實上思想已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不能得真正的認識，乃如「井蛙窺天」。他們標榜科學，事實上卻根本不懂科學。科學的假設，必須超越感官的能力。例如「萬有引力」（Law of Gravitation），乃決非單靠感官所能發現。于此可見他們的「知識論」和「認識論」不僅幼稚，而且謬妄。若照其說，勢將阻止科學進步，甚至還要毀滅科學﹗真正的科學，和神學絕無沖突；而且「本立而道生」，神學乃為科學之母，且複后被稱為「百科之后」。史家湯恩培（Arnold Toynbee）且謂「人類歷史，乃是向神學邁進。」上帝乃是全知的，絕對無誤的，此乃科學家信仰的根基，深信上帝所創造的世界，必有一個可知的、合理的秩序與體系，有加精心探究的必要，本此信心，故有現代自然科學之發展，英國科學會曾由六百余位世界傑出的科學家共同簽字，發表宣言，認為上帝的話一面寫在聖經上，此即神學；一面寫在自然界，此即科學。實証主義，不但在理論上謬妄，而且還有實際上的禍害。他們不但因為認識論的淺薄，如「井蛙窺天」；尤且如「盲人瞎馬」；倘由他們來領導時代，則必如「瞎眼領路的」，兩者「都掉在坑裡」（太一五14；路六39），豈不要使人類沉淪﹗他們一則不信永恆不變的真理，勢必令學術文化失去可靠的真理的基礎，從而使人類文化陷于真空。二則，因為沒有永恆的真理，結果倫理道德亦失去其固定的準則，此又將令人生失去其崇高的價值與理想，從而消失是非善惡的意識與觀念，淪為「道德的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和虛無主義，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賽五20）現在最高學府，神聖「教會」，竟提倡所謂「新道德」，「環境倫理」，誨淫誨盜，不但不以為非，甚且企圖修改上帝的十誡﹗褻瀆上帝，莫此為甚，勢將令社會國家淪于虛無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三則，實証主義者，既徒重外表的感官和「行而下」的現象，此乃降低了認識論的水準，此乃人類心靈沒落的厲階，其禍所及，勢將令世界人類，失去其靈魂，而「將死在其自己的傑作（科學）的刀鋒之上，」此乃人類自殺之悲劇。著者心焉憂之，特著書警告世人。
第三種逆流，可說是理性主義。這一派的學者，誤以理性即為真理，一切知識乃由理性演繹而來，毋須上帝的啟示。此種說法，不但基督教學者，加以反駁，即世俗學者，也不能苟同。例如，一個天文學家，不能僅憑邏輯，知道行星的確數；要知道天文學，並求天文學的進步，必須摒棄這種理性主義。理性主義，不僅不能使人知道上帝，且又不能得到任何真正的知識。職是之故，理性主義者也不能不自己承認他們的缺陷。因此，他們就又有一種所謂「新理性主義」（Neo-rationalism），起而加以修正，認為知識乃僅為一個學習的程序。語雲︰「做到老，學到老」；又曰「學無止境」。知識必須時加修正，並非就是真理。知識並非起自單純的因素，既非起自「感官」（sense），亦非起自理性。所謂「先天的理性，僅為個人主觀的臆測與想像，並非正確無誤的知識。據心理學家研究，理性和感覺，均須待經驗而后發展，而慚形充實，未有生而即有完全之理性，此乃為新理性主義者對于傳統理性主義的批判。但是無論是新理性主義，或傳統的理性主義，僅有程度上的不同，乃為「五十步與百步」，都不能「領會上帝聖靈的事」，並無本質上的區別，我們還要進而加以批判。
理性主義根本的弱點，乃在不離自然主義的本質，故被自然主義所捆綁。自然人的理性，乃和自然主義形影相隨，無論其如何聰明，如何博學，終不能脫離自然主義的捆綁，終不能「領會上帝聖靈的事」（林前二14）。人本來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創一26∼27），但是始祖受了魔鬼的試探，悖逆了上帝，遂「死在過犯罪惡之中」，「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邪靈」（弗二1、2）；又「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后四4）所以主耶穌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約三3、7）；也不能「曉得真理……得以自由」（約八32）。因此理性主義，不能代表真理。
人類的根本問題，乃為始祖之叛神而墮落（創三），且複不知悔悟，妄想造塔通天，傳揚己名，反而變本加厲，變亂口音，分散天下（創一一）。文藝複興以后，高抬人智，益複「予智自雄」，目中無神。蘇俄革命首領，社會學權威，蘇魯根博士說，此乃重蹈始祖的覆轍。所以人類當根本悔悟，不再崇拜人的理性，「以人為萬事的尺度」；而當仰望至聖至善，全智全能的上帝，使他「在萬事上層首位」，則他必使我們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弗二6），從而提高我們人生的境界，脫離人文主義，自然主義，理性主義的捆綁。
希臘哲人柏拉圖的知識論，雖有偏差，但在他所著的《法律論》中，卻說「上帝應作萬事的尺度，因他有超過世人最高的標準」。可見他亦感悟到人不能作萬事的標準。可惜數千年來，中外古今，哲人學者，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誤傳誤，習非成是，惑于卜洛泰哥拉（Protagoras 480-410 B.C.）之言，以「人為萬事的尺度」，致被「虛空的妄言，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所「擄去」。（西二8）這實為人間慘烈的悲劇，世人卻習焉不察，盲目聽從魔鬼，向「人學」看齊，趨之若騖，偏以為正，自甘滅亡（參箴一四12，一六25），奧古斯丁悟道以后，在其《懺悔錄》中大書特書說，他能從柏拉圖哲學的羅網中得到釋放，實為生平最大的樂事。奧氏早歲著作，以為尋求真理，有兩條道路，一為人的理性，一為神的啟示。得救以后，恍然大悟，血氣之倫的「自然理性」，因受罪惡侵蝕，已經腐化，絕不能作為知識之源，真理之路。他又認為信仰與理知並不沖突，但應明辨其本末，分別其主從。信仰並不悖乎理性，理性應分別為聖，作為信仰的工具與仆役。奧氏謂︰「人若不信，則不能知」（Nisi Credideritis，Non Intclligetis），故其名言曰︰「人當以信求知，因為上帝乃為人類知性之源，也是真理的保証者。」「上帝的奧秘，就是基督。所積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西二3）奧氏認為外邦假神，不能予人智慧，只能使人愚妄，且無善惡標準，並使民德墮落。因此奧氏認為一切異邦哲學，乃是毫無價值，毫無希望的無稽之談，荒謬之論。他對當時一般模棱兩可的「折衷派」與「騎牆派」之謬見，妄以為基督聖道可與新柏拉圖主義相合流，大加駁斥，呼吁聖徒，應當維護真道，反對異教，千萬不可妥協。我國乃為文化歷史悠久之邦，一般士大夫，以為「道並行不悖，乃殊途同歸」，因此不但有些信徒，也不免受這種傳統思想所支配；甚至教會學者，且竟還想把基督聖道，和儒釋道各種宗教文化思想，互相混淆，美其名曰「本土神學」，更可憾者，于斌總主教，不明《孝經》一書的真諦，竟提倡「祭祖運動」，殊不知宋儒歐陽修早經大聲疾呼︰「祭而豐，不如養之薄。」著者已另著書詳論。
可惜還有若干神學家，惑于理性主義，一反奧古斯丁之道，「崇人」「抑神」，想從聖經回到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從「神本」降為「人本」，高抬人智，懷疑聖經，美其名曰「科學」，反對超自然主義，不信天啟靈感，提倡所謂「理性的神學」，「理性的宗教」，妄以「人智」反對「神智」；複藉所謂「高級批評」的美名，論斷上帝，批評他的話（聖經），實屬大逆不道；此乃等于「螳臂當車」，實屬不自量力，自取滅亡﹗著名科學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1623∼1662），乃為曠世長才，但其在科學的証明與成就，初未能滿足其靈性的要求，尤不能令其了悟人生之奧秘，以是痛苦煩惱，無以自遣，尤感人若離神，其境殊慘，而科學哲學，又都無由令其認識真神；失望之余，遂讀聖經。某夕展誦約翰福音，神忽向其顯現，當年摩西在野外牧羊所見荊棘中的火焰（參出三），充滿其室，上聞主聲，曰︰「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科學家的上帝，不是學者的上帝。」自是轉迷成悟，始知人的理性，不能通神；遂摒棄科學，糞土萬事，面對真神，獲大平安，得大喜樂。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時半至十二時之事。巴氏特加筆錄，複以羊皮紙鄭重繕正，縫于襟內，終身未嘗告人，及其去世，始被發現，今仍珍藏于巴黎國立圖書館。巴氏悟道以后，即赴凡爾賽附近之修道院靈修，又親聞主聲，向他啟示，略謂︰「余在十架，即已念汝，點滴之血，亦為汝流。」巴氏大受感動，雙膝跪下，俯伏主前，愿獻全身，以為主用；謙抑自卑，判若兩人。遂徹底了悟，尋求上帝，非藉人智，端賴聖經；人生奧秘，唯有十架，可予解答，複著《沉思集》（Pensies）一書，見証聖道。這一位傑出科學家的見証，正可促迷信科學哲學的理性主義者之醒悟。十余年前著者得一位讀者? 茷H，自敘他信主三十多年，且曾研究神學，並在教會事主二十多年，但僅有頭腦知識；偶于友人處見有拙著《人文主義批判》一書，借而讀之，當晚恍然大悟，奇妙得救，深感重生之樂，徹夜跪在主前，贊美祈禱，此亦可令理性主義者，深切反省。還有迷信理性主義的中外讀者，高抬人智，敵擋聖道，頑強反教的知識青年，讀了拙著以后，來書自鉸其有奇妙得救之神跡，例如有一位美國青年，當其展誦余書，忽從書中發出奇妙白光，救其脫離著魔的苦境，出黑暗進入奇妙光明，遂研究神學；或則由書中發出奇妙大力，把他擊倒在地，痛哭流涕，悔改皈主，獻身宣道，大足使迷信人智者警悟。
文藝複興以后，理性之刃，脫穎而出，到了十八世紀，由于啟蒙運動之勃發，理性主義風靡一時，支配人心，流弊所及，遂使心靈沒落。照上文所言，理性主義乃受自然主義之捆綁，因此對于超自然的基督聖道，格格不入，懷疑不信，于是又與懷疑主義結盟。當時啟蒙運動的健將，就是上文所講的懷疑主義者休謨。他便風雲際會，承陸克（John Locke）經驗主義的余緒，大倡其懷疑論，力斥超自然信仰，否認人類心靈之存在，其說震撼基督教世界。休氏的所謂傑作《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竟被尊為世界名著，其實當其執筆之時（廿三歲開始，廿六歲脫稿），尚為一位血氣方剛，學養未深的青年。其立說之偏差，即就其本人在該書出版后不得不加以修訂而言，即可自証其有瑕疵。休氏后在其《神跡論》（On Miracle）一書中說，他所以不信死人複活等神跡，乃因這種事，為空前所未見，無可証實；其立論不僅幼稚淺薄，且正自証其乃如「井蛙窺天」。此非著者對休氏的苛論；休氏后來讀了黎德（Thomas Reid）之書，即大有感悟。不幸世人中了理性主義之毒，竟盲目附和休氏之說，詆毀聖道，他們最動人，而實謬妄之說，便是以為基督聖道為文化進步的障礙；殊不知事實上乃卻適得其反。西洋近代文化之進步，乃正受基督聖道之賜，史實俱在，無可否認。柏提耶夫（N. Berdyaev）一針見血的說︰「基督聖道，乃為近代科工發展之母。」法儒夏都白理安（Chateaubriand）說︰「基督教乃是最合乎人道，最利于自由及文藝之發展，近代科學，農業……之進步發展，實均受基督教之賜。」教會史權威斐理夏夫（Philip Schaff）說︰「基督教乃為歐美民族新生之動力，文化之保姆。」著名布道家和宣教士，如衛斯理（John Wesley）、李文斯東（David Livingstone）、威廉卡萊（Wm. Carey）、威廉蒲斯（Wm. Booth），以及基督教大政治家，如格拉斯頓首相（Wm. Gladstone）和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對于英、美、以及非亞各洲之貢獻，亦為基督聖道造福人類之確証。近代奴隸之解放，貧民之救濟，疾病痛苦之解除，婦女地位之提高，經濟之繁榮，政治之改革，教育之普及，文化之發展，……乃均受基督聖道之影響。最初美國在密西西比河東北面的大學，在一一九所之中，一○四所乃都為基督教學府，且均有教堂。哈佛、耶魯等著名學府，複設有神學院。不幸以后漸為人文主義所沖淡，失去固有純正之信仰，此乃前哈佛大學校長在該校所剴切指陳。耶魯大學校長特懷德（Dr．Dwighi）亦感慨地說，反基督教的教授每在講堂中對學生大發議論，詆毀聖道，而基督教教授則噤若寒蟬。推求其因，乃為理性主義之流毒。
前德國哲學家倭鏗（Rudolf Christopher Eucken，1846∼1926），晚年憂心世變，深感人類宗教生活之墮落，力辟唯物主義、自然主義之謬妄，認為人類之責任與權利，首當致力精神與靈性的奮斗，認為此乃人類最神聖的使命；可惜虔氏雖有此宏愿，他在神學上卻未完全擺脫理性主義的捆綁，致他在基督教義方面，不免有偏差，實屬可憾。于此更可看到理性主義流毒之深重。
我們檢討人類近代的歷史，可以看到四個特征︰ 十七世紀，可說是理性主義時期； 十八世紀，可說是啟蒙運動時期； 十九世紀，可說是科學昌明時期； 二十世紀，則為人類危機時期。進一層看，可說︰十八世紀，乃是理性要想毀滅聖經的時期；十九世紀，乃是理性要想毀滅上帝的時期；二十世紀，乃是理性要毀滅人類的時期。所以現代人類之災禍，追溯其源，乃以理性主義為厲階。人的理性，乃是人的死敵；人類敵人，乃是人類自己。
魔鬼一貫的計謀，便是要引誘世人悖逆上帝，上述三種時代的逆流，追根窮源，乃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作崇的傑作。」人本來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創一26、27；弗四24）上帝差他獨生子，主耶穌基督降世為人，作人的救主，乃是要叫「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有「權柄作上帝的兒女」（約一12），但魔鬼卻偏要引誘始祖吃上帝所嚴禁的「知識樹」（The tree of knowledge，中文聖經作「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便想「如」上帝有智慧（理性主義），這才一失足成千古恨﹗世人應恍然大悟，勿再隨從魔鬼的計謀，須即懸崖勒馬，從永遠滅亡之途轉回來「從撒但權下歸向上帝」，從理性主義（「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的羅網中釋放出來，得著「從前所隱藏（的），上帝奧秘的智慧。」（參林前二6∼10）「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弗六17），來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二2）爭戰，以扭轉這時代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