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哲人的偏差



基督聖道,所以被世人,特別是哲人學者,所蔑視厭惡,反對拋棄,深閉固拒,認為愚拙,其因雖非一端,就其最基本的而言,或可說是由于哲人的偏差。聖經早已警告世人,「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原文為Philosophy,可譯作哲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二8)所以本書開宗明義,特別要對千千萬萬被哲學所「擄去」的人,敬先致其誠懇的忠告。

世俗的哲學,乃是「內在哲學」(Immanent Philosophy),人本質學,其本質乃在崇拜理智。神化自我,這乃是一種褻瀆的叛道的宗教行為。此種哲學,根本昧于人類與真神的關系,或「雖然知道上帝,卻不當作上帝榮耀他」(羅一21),從而造成了一種歪曲的宇宙人生觀;失諸毫厘,謬以千裡,實為人文主義的文化沒落解體的症結,亦為教會和「自由神學」腐化墮落的厲階﹗照柏拉圖的說法,人類的知識,乃是內在的。他以知性為真理的基準,以人心僭登上帝的寶座;從而使真正的「實在」(Reality),成為一種虛妄的幻想,使哲學成為己心之奴隸,永不能窺見宇宙的本相與真源。希臘哲學,自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以降,率都以知性為本,而不以上帝為主,才使人類與上帝,失去了應有的宗教關系。計爾生氏(Elienne Gilson)嘗有言曰︰西洋文化的歷史,雖以希臘為開端,但古希臘哲人,卻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上帝觀。人類文化,所以與神脫節,成為無根之木,發生沒落解體的危機,其症結實源于此。蓋本立道生,如果我們文化的建設,沒有「磐石」的「根基」,而「蓋在沙土上」,其必「倒塌」(參閱太七24一27),實乃理有必然,勢所必至的結果。

宗教改革以后,教會首領,除了加爾文以外,卻又忽視這個基本問題,未能掌握文化哲學的領導權;沒有道化世界,使神學作人類知識的基石;反而讓世俗的哲學家,喧賓奪主,以為亂真,杜撰一種「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自所謂「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1596一1650)發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Cogito Eago Sum)以后,近代哲學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排斥傳統的舊說,不受神學的束縛,謂學問之道,首貴懷疑,一切知識,唯有求諸自我之理性,這才使近代人類遠離真神;他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自己」,而不在乎上帝(參看徒一七28)。他們崇拜自我,自立「人極」;以自我的理性,為判別是非真偽的基準。殊不知笛氏最大的錯誤,乃在以「我思」與「所思」,混為一談。蓋一為主觀的「理念」,一為〔理念之客體」;人盡可想入非非,但不能保証想像的「理念」與所想的「客體」之確實合一。

啟蒙運動以后,有所謂經驗主義的科學的宇宙人生觀勃興。這種思想,先后經過了休謨、康德、達爾文等學說的影響,複日趨發展,從而形成一種自然主義的洪流。現代人對于上帝的統治、上帝的啟示,種種觀念,益複格格不入,難于信受;認為宇宙的實在,僅為「自然」的產物,而所謂人類,亦只是「動物之一種。」自笛卡兒到杜威,整個哲學思潮,可說乃是從「超自然主義」(Super Naturalism),淪為「自然主義」(Naturalism)。 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之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中嘗指出︰「降及近世,哲學日趨世俗化,不僅脫離了宗教,而且還肆意譏評宗教。近代哲學的精神,乃是以人為至上,除了人以外,沒有更高的評判知識的標準。他們高抬人知,自立『人極』;但其結果,只是降低了知識論的水準,對于宇宙人類的究竟,不但不能自圓其說,而且人雲亦雲,卑無高論,陷于窠臼,毫無創見。」

事實上,近代哲學,實較科學,更為敵視聖道。自本世紀以來、所有重要哲學家,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如葛羅奇(Benedetto Croce),如杜威(John Dewey)等等,都是強烈的無神論者。杜威認為「超自然主義」,乃為近代文明進步最大的障礙。德國實存主義哲學家海德格氏(Martin Heidegger),甚至歌頌尼采、馬克思的無神論,認為足以滌除拜偶像的思想。殊不知尼馬二氏的哲學,反而造成了希特勒、史太林等新偶像﹗海氏的得意門生,法國實存主義者,薩德爾氏(Jean Paul Sartre)更趨極端,竟說為求貫徹個人的自由,便要宣告上帝的死刑﹗一九五一年《紐約時報》(N. Y. Times)發表他們研究的報告,略謂詳細查考本世紀一百部重要哲學名著,其中基督徒不及八人,而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強烈反對基督聖道﹗

從另一面看,人類悖逆上帝,不信聖道的結果,卒令人文主義的文化沒落解體,世界各國的情勢,每況愈下,日趨惡化。近代哲學家,失望悲觀之餘,又在醞釀一種思想轉變的運動。例如,在一九三○年前,寇克迦氏(Soren Aabye Kierkegaard l813一1855)乃被稱為「丹麥瘋子」( Mad Dane);但是在這三十餘年以來,寇氏幾乎變成了一位時代的寵兒;他的思想,在哲學界,甚至在神學界,都有感人的魔力。近代人因為對于天真的樂觀主義以及浮淺的理性主義,懷疑失望,于是趨向一種悲觀主義。這乃是對于啟蒙運動,甚至整個西方哲學的反動;以及對于人類理性和技術進步的懷疑。他們開始憬悟,人類智慧,不是俱足;科學技術,亦非萬能;而宇宙人生的真理,尤非人智所能窮其究極。這種廢然而返的態度,本來可以因勢利導,促其悔改,皈依救主,信奉真神;惟是屬血氣的自然人,不能領會上帝聖靈的事(林前二14),尤以人類本性受原罪的侵蝕,已經敗壞,不但「故意不認識上帝」(羅一28),而且還敵對上帝,不信上帝的啟示,遂流為一種極端浪漫自由的實存主義(Existentialism);這乃是一種虛無的思想,敵視上帝的假宗教。誠如經雲︰「這些人是無水的井」(彼后二17),雖曰陳義高深,卻無生命活水。「他們應許人得 以自由,自己卻作敗壞的奴仆」(彼后二19)﹗而且這種所謂轉變,究其實際,乃是換湯不換藥,仍是沒有擺脫人文主義的桎梏。因為實存主義者,雖是極力反對傳統的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但是他們仍是極力強調個人的絕對自由,薩德爾氏甚且因此要宣告上帝的死刑,這顯然乃以人為本位,人為至上,因此還是落入他們所反對的人文主義的陷阱﹗

于此,我們好像看到一幅有趣的圖畫,自古以來的哲學家,因為他們的根本偏差,好比狂歡節中一群小孩子,在那裡玩輪盤游戲,轉來轉去,終是那一套。他們既悖離真神,不信真道;崇拜自我,自立人極;整個哲學的歷史,雖似千變萬化,推陳出新;其實乃是不脫窠臼,循環往複,徘徊傍徨;且複過猶不及,「扶得東來西又倒」(朱晦庵語),充分表露其惶惑不安之感。然則,他們自己既悖乎聖道,陷于「惶惑」,無以自拔,複何望其能指示人類共由之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