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教會對文化之使命



基上所論,吾人當可清楚認識聖徒對于文化應負之使命,實在異常迫切而重大。魔鬼一貫的詭計,便是要試誘人類,偏離聖道,悖逆真神,從而爭取文化領導權。初則唆使首先的亞當抗命摘食悅人眼目的禁果,后又膽敢試探末后的亞當,吩咐石頭變食物;而不知神的道,乃是「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神便會照他榮耀豐富充充足足地賜給世人(太六31-33;腓四19)。其次,魔鬼的哲學,便是用「豈是真說」,「不一定死」種種說法來誘惑世人,動搖其對神的信心,抗拒神所定的誡命,認為這樣便能「眼睛明亮」,能「有智慧」,而且「便如上帝」(創三5-6)。質言之,照神的道,「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詩一一一10;箴九10);而魔鬼的哲學,則以不信上帝,懷疑上帝,乃是智慧的開端。(查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我國新文化運動首領胡適之流,均隨從魔鬼哲學,謂學問之道,首貴「懷疑」﹗)觀此聖道與魔道,乃是針鋒相對,根本沖突。而魔鬼一貫的計謀,處心積慮,便要敵對神道,爭取文化哲學的領導權。

因此最初基督教和希臘文化接觸,便開始和世俗文化相搏斗。當主耶穌開始傳道之時,亞力山大已經征服巴勒斯坦三百六十年之久,撒都該人和法利賽人對主耶穌的詭辯,即已帶有希臘辯証的方法。哲學家承柏拉圖之餘緒,便開始用希臘哲學曲解聖經,此便為以后諾斯底異端(Gnostics)之厲階。中國是一個文化的古邦,因此我國學人,當引此為鑒戒,不可以中國哲學來牽強附會,曲解聖經,致蹈諾斯底的覆轍。查諾斯底異端,把上帝視為一位「大而不可知者」 ( The Great Unknown),把主耶穌當作世界和上帝之間的媒介之一,並非獨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他們特別尊敬「大母」(The Great Mother),便是所謂「蘇菲亞」(Sophia),即是「智慧」,因為反對「因信得救」,就另倡「因知得救」的邪說。今日「基督教科學派」(Christian Science),即是此種異端的惡果。同時又以身體為惡,遂重苦行,以為得救之道,乃在使靈從物質的身體中得到解脫,從而又反對「因信稱義」,以為須靠行為得救。保羅在羅馬被囚之時(約在主后六#至六三之間),那時歌羅西教會,受了柏拉圖學說和諾斯底異端的影響,遂寫信給歌羅西教會,指斥他們的錯誤,強調主耶穌乃是唯一的中保,獨一的救主,有具足的救恩,絕對不需要其他的 「媒介」或「苦行」等救法,這乃是保羅作歌羅西書的背景;而其中心則為二章八節︰「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哲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初期的教父,都堅持這個立場,抨擊異端邪說,如特土良(Tertullian, A. D. 165一220)便為著名辯道者,他嘗警告時人︰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兩個中心,一則以神為本,一則以人為本;有了耶穌,一切辯護,即迎刃而解。他如拉克坦西(Lactantius,A.D.260一330),斥荷馬(Homer)的著作,僅為人的作品,不能使人曉悟神的真理。耶柔米(Jerome,A. D. 347一420)複謂何拉西(Horace)、韋吉爾(Vergil)、西塞祿(Cicero)諸氏之傑作,若和詩篇、福音、使徒著作,分別對比,便相形見絀,判若天壤。米蘭大僧安伯羅斯(Ambrose of Milan,A. D. 340一397 ;查奧古斯丁,嘗從氏游,服其辯才,由是悔悟,皈依基督),斥科學家的宇宙論,荒誕不經,直同異教邪說。自是以降,直到改教運動,教會代有傑出之士,對世俗學者的謬論邪說,加以駁斥。馬丁路德甚至說「屬血氣之倫的理性」(Natural 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婦」 ( The Bride of the Devil)。經雲︰「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林前二5)。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亦自承無知,亦不能授人以知。乃后之學者,誤以哲學為真理,迷信人智,偏離真道;徒騖「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予智自雄,作無謂之論辯(提前六20一21 ;提? Z二23);爭一日立短長,其實已「偏離了真道」。由于希臘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合流,益以羅馬的「君王崇拜」和「權力崇拜」、西方文化,和基督聖道,遂背道而馳;彼此精神,完全異趣。自所謂「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以后,由于本體論的偏差,近代哲人,遂迷失于曠野的枯骨裡(結三七2)。他們雖或高談上帝,卻是始終找不到上帝。笛卡兒便發明了一種所謂新的方法,以其自我存在,為一切思想的起點,擺脫神學家思想的束縛,以為一切學問,當始自懷疑;一切知識,乃源于自我;一切真理,當以自我理性為衡量判別的標準;而個人才成為最高的主權者;我們人類「生活、動作、存留」(徒一七28),乃不在「神」,而唯在「我」。這不僅根本顛倒了聖經的真理,而且使「血氣的哲學家」(Natural Philosopher),都成了主觀理性的俘虜。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問世以后,上帝的位格,遂被否認;現代人和上帝,遂失去了與神位格的關系;而所謂宗教的道理,亦只能以人的理智為范圍。質言之,現代哲人,事實上乃自登上帝的寶座,而把一位真活的上帝,逐出了世界。

現代科學進步的結果,使教會與文化,日形疏遠脫節,教會對于世界所能施展的影響,日見衰微;基督聖道,對于現代文化,幾乎彼此隔絕,不生關系。現代文化界人,他們的思想,對于福音,尤其漠不關心。其實他們並非完全有真正反對的理由,而僅是不問情由,深閉固拒。基督教,本來並非哲學,根本無從引起哲學上論辯的可能;基督教僅是宣告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傳揚一位從死裡複活的救主;不幸現代的思想界,雖自炫態度客觀科學,對于這一個救世的福音,歷史的事實,卻不加正視,絕對否認。而現代文化,乃是一個不可漠視的雄大的力量,若不使其信服聖道,實為福音莫大的阻力。惟如何使其信服,又非僅訴諸情感所能濟事;複須從事理智的闡釋。這並非說,掃除了理智上的障礙,或靠理智上的辯証闡明,便能使人信服,因此得救;這當然須持聖靈的大能。但我們卻不可以為只要依靠聖靈,自己便可不必運用思想。我們不是木偶,聖靈的運行,往往也和我們心智的努力,互為表裡,互為因果。我們應當反省,教會對于現代文化,對于知識分子方面的事工,並沒有充分運用思想,從理智上加以研究,對症下藥;以致造成現在教會與文化,彼此脫節,甚至對峙敵視的情況,這是我們應加檢討的重大問題。

但從另一面來看,目前對峙的形勢,雖甚嚴重,上帝也未始不可藉此來提高我們的警覺,啟發我們的思想,砥礪我們心志,使我們成為勇敢的信心的斗士,辯道的干城。今日教會面臨現代文化的挑戰,亟需另一種好學深思的宣道人才,起來應付挑戰,從而向現代文化挑戰。惟是,這一種斗爭的意義,其一,並非僅為應付聖道的敵人,而複須對付我們靈性的退落,思想的怠惰;其次,不可感情沖動,意氣用事,而須多多祈禱,深深思索;其三,這一種斗爭,並非僅僅應付當前表面的問題,而尤為解決人類屬靈的永恆的問題。現在人類,對于國家社會的改造,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很關心,且似都有答案;惟于罪惡、生命、死亡、救恩、上帝,這些對于人類永遠禍福所關的最基本的問題,卻不聞不問,漠不關心,尤且懷疑不信,引起無窮的辯難。我們對于這些問題,應當把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並且針對現代文化的病態,現代學人的心理,予以明確的指正,憑著上帝的恩典與大能,照著上帝的旨意與時間,使這一個邪惡悖謬懷疑不信的時代,發出信心的光輝;從而使人類文化,化于聖道;使神國降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不是我們要壟斷文化,更不是要摧殘文化、毀? 壑憭ヾA而正乃是為挽救文化。誠如史家湯恩倍氏說,希臘羅馬文化之衰亡,不是由于「謀殺」。(參看上文第二節)現在人類目無上帝,正在重蹈造「巴別塔」的覆轍,重演羅馬衰亡「自殺」之悲劇;而照專家的估計,一旦原子戰爭突然爆發,數千年來所謂人類文化的業跡,可于半小時內,化為灰燼﹗當茲人類文化,世界命運存亡續絕之交,教會使命之重大,誠千百倍于往昔。上帝就是愛,他在永世裡所定的計劃,始終是要拯救世人,免于淪亡。用約翰本仁(John Bunyan)的傑作《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名詞來說,其「總路線」乃是要領導世人從「滅亡城」 ( City of Destruction)到「錫安山」 ( Mount Zion),而進入永遠的榮樂之中。這是世界人類的盼望,也是基督聖徒文化哲學與歷史哲學的基本觀念,以及複興文化和道化世界的神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