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 社會改進的徒勞



我們並不否認古往今來，各國志士仁人改進社會的企圖與努力。他們悲天憫人，困心衡慮，千方百計，救偏補弊、欲挽既倒之狂瀾，救人類于浩劫；要「為天地立性，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惟其志雖屬可嘉，其效卻大可疑。茲分教育、文化、倫理、道德、經濟、政治各方面，加以分別的檢討。

一、為致力于教育的發展，以及科學文化的進步


社會學權威蘇魯根氏（Dr. P. A. Sorokin）認為這乃重蹈始祖吃分別善惡樹果子的覆轍，其結果勢將摧殘人類自己的生命。簫伯納氏（Bernard Shaw）一生崇拜科學，結果也痛切懺悔，坦白承認他所迷信的科學，現已宣告破產。他說科學本想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千禧年國，但現卻在導演人類自殺的悲劇。氏本反對宗教，妄想消滅千千萬萬宗教信徒的信心，孰意現在他回身看到無神主義者的大悲劇，也不得不廢然而返，放棄他對科學的信心。是可証教育文化的推進，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會。

二、為致力于倫理道德的重整


此派的失敗，乃在未務其本，致道德失其至聖至善的基準，尤無推動實踐的動力。例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本末倒置，誤以道德為宗教的基礎，從而以道德取代宗教的地位；結果，道德卒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誠以聖潔公義，乃為上帝的屬性；道德的律法，應以上帝為其至高的立法者。且「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肉體裡面犯罪的律，常和上帝的律，交戰反抗。雖想「諸惡莫作」（佛家語），結果反倒去作，雖想「眾善奉行」（佛家語），卻是力不從心（羅七14一18）；終究不能達成「知行合一」，「天人合德」（儒家語）的境界。藉曰人能存心養性，修身明德，惟世人之義，終非至聖至善，在神面前，「都像污穢的衣服」（賽六四6）；絕難「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合于上帝公義的標準，配作天國的子民（彼前一2；彼后一4；太五20）。是可証道德重整，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會。

三、為致力于社會經濟製度的改造，國計民生的改善


此派認為「衣食足，知榮辱；倉凜實，知禮節。」以民生之康樂，衣食之均足，乃社會生活和諧之基因。殊不知「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太四4）。物質生活的進步，不能解決人類精神道德的問題。據專家統計，自紀元前五○○年至一九二五年間，戰爭之發生，乃在物阜民富之國家；而自一八○○至一九一四年，歐洲社會經濟改善進步，遠勝往昔；其國民之生活程度，且提高百分之二至五，而卻發生人類歷史上空前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現在二十世紀，科工之進步，人類物質生活水準之提高，允稱空前，史無前例；惟革命政變，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興，世界人類，反無寧日；而盜竊、自殺、神經失常、精神痛苦，情況嚴重，更為空前。最可注意者，歐美物質文明為最進步，而自殺率反較落后國家為特高；美國平均每二分半鐘有一人企圖自殺。日本國民經濟在亞洲為最繁榮，而其自殺率亦為最高﹗是可証經濟改進，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會。

四、為致力于政治的改革


自法國盧梭倡「民約論」，民主自由，幾成天經地義。惟是︰「人民權力，苟無限製，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人類行施其權力，不可漫無限製。只有上帝方是無所不能，因為只有他的智慧公義，才能和其權能，互相平沖。」準斯而論，民主自由，如果脫離上帝，乃是非常危險的，並非國家之福。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上帝的榮耀；如再予以極端的自由，勢同與虎添翼，任其放縱私欲﹗例如現在美國人民，離棄聖道，放任自由，人心陷溺，學風窳敗，少年犯罪，情勢嚴重，即其明征。且稽諸往史，各國政製，無論其為君主，抑為民主，僅為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根本無關宏詣。查上述紀元前五○○至一九二五年間，戰禍頻繁，其在民主國家和君主國家，初無軒輊。在比較民主的國家，如希臘、如英、如荷，平均每五•四年，七•九年，八•一年，十二•一年，有一次戰亂。而在君主國，如羅馬、如拜占廷、如德奧、如俄國、如西班牙，則平均每七•五年，六•一年，五•九年，五•八年有一次戰亂，可見任何政製，都不能安邦定國，臻于洽平。是又可証政治改革，也終不能建立理想的社會。

因此，社會學家蘇魯根氏（P. A. Sorokin）認為人類今日之危機，其症結乃在感官文化之解體；乃在科學、哲學、倫理、宗教……彼此無謂的沖突。蘇氏認為任何人為的製度，都沒有絕對的價值，只有超越向上，求神的國和他的義；先求榮耀上帝，人類一切沖突，才能歸于冰釋。因此他強調理想社會的建設，不能枝枝節節，僅從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作俘表的粉飾，而當從根本上求價值觀念的更張、純化與提高，以精神代替物欲，以上帝代替物質；這才是使神人和好，使國家社會和平康樂之基本要道。他又以史實証明，一切戰爭，從未止製戰爭；而一切革命改造運動，也從未實現理想的社會。人類一切改造社會之企圖，結果只是心勞日拙。因此蘇氏主張，唯一有效的消弭人類社會災禍之道，厥為求一切宗教、道德、科學、哲學價值之合于至道。易言之，一切都應以天國崇高的道德價值為基準為指標；否則一切政治社會的更張與革命，非僅無益，且反有害，適足為魔鬼利用，成為人類毀滅的厲階。蘇氏並指出這個唯一有效的消弭社會禍亂之道，二千年前主耶穌早已曉諭，便是︰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人類如果離棄了天國的道理，則人類命運，只見災禍危機，相逼而來；痛苦煩惱，永難自拔。綜氏所論，近代社會的根 本病症，乃在低級的感官文化之發展，脫離了天國的理想；挽救之道，唯在求一切文化道德的價值與天國的大道相合一。蘇氏之說，如用我國的成語來表達，可說是一種「天人合一」論。他的道德，自比一般世俗學者為高明，因此輒被他們所譏嘲，吾人對于這一位學者的苦心，自深表同情，今春作者面晤蘇氏，亦相與談及斯義。惟尤有進者，倘蘇氏于天國的奧秘，福音的真理，能作更親切的闡揚，他的「天人合一」論，庶不致有我國儒家和一般「自救論」（Auto一Soterism）學者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