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緒論──聖道與歷史

甲 史學的道化

基督教不是玄學的空想,乃是無可否認的永存不變的史實;福音不是宗教的教條,乃是大喜的信息;聖經不是哲學的體系,乃是史實的記載,其中心即為「上帝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人類救主的降世。所謂歷史,乃是「他的故事」(His Story)。故歷史不是以人為中心,乃是以神為主宰;並非人類業績之記錄,而乃為上帝從今世到永世整個過程中一切作為的啟示。

一般人誤以歷史僅為過去的記錄,毫無意義。例如兩千年前羅馬哲人辛尼加氏(Luoius A. Seneca, 4 B.C.?-A. D. 65),便有此種錯覺。他以為研究歷史,乃是浪費時間,常常譏笑當時治史的學者,認為他們孳孳探究,乃屬枉費心力,其愚無比。事實上,一般屬世的史家,確是毫無史識,以為歷史的發展,乃是一連串的「偶然」,僅系機械式的流水賬;充其量,他們只能對歷史加以事后的檢討,浮表的觀察,而對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鮮有正確的解釋。如此研究歷史,確屬勞而無功,不僅未得要領,抑且貽誤蒼生。辛尼加之譏嘲史家,固屬因噎廢食;而史學的偏差與失敗,我們實當引為鑒戒﹗因此,我們治史,首當以「悔改之心」,憑「信心之眼」,來解釋歷史,並道化史學,以表彰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啟示,庶能達成史學的任務。

史學的任務,非在機械地記錄過去的事實,而貴在檢討既往,策勵來茲,作為人類的南針,藉供后世的鑒戎。誠如古希臘哲人普理比斯(Polybius)說,過去的史實,以及歷史的教訓,乃是人群最好的教育,無上的南針。語雲「不知來,視諸往」;「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正同斯旨。惜世人僅知歷史為「后事之師」,卻未了悟其所以可作「后事之師」的緣由乃是神在人群歷史的行程裡,向世人所作的「普通啟示」。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一五4)又說︰「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鑒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一○1-11)彼得也說︰往古的災難,乃是「作為后世不敬虔人的鑒戒」(彼后二5一6)。
關于人類歷史的根源、歷程、目的,及其最后的歸趨如何,上帝在聖經中都有明白的啟示;先聖奧古斯丁及改教運動的首領,都曾加以闡發。惜自后教會學者,對于歷史哲學,未加重視;福音派的神學家,篤信聖經乃是上帝的啟示,認為只須明白聖經的道理,無需再作哲學的研究。殊不知「聖經不是哲學的原理,並未對教義作系統的闡明。」以是苟不把聖經的道理,加以闡釋,一般世人,對于聖道的奧秘,自不易領會;致其對于歷史的意義如何,結局如何,人類的命運究竟如何,都不能運用聖經裡面的道理,加以正確的解答。
反觀屬世的歷史哲學家,如黑格爾(Hegel)、如馬克思(K. Marx)、如史賓格勒(Spengler)、如湯恩倍(Toynbee)等,卻都能因緣時會,投人所好;所以他們的著作,能不脛而走,風行一時;鼓勵群倫,造成時會。其中如史賓格勒,本無籍籍之名,但他的著作,因為正好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們苦悶的心理,便一鳴驚人,膾炙人口。又如馬克思的學說,原非新奇,(詳見下文)然滔滔世人,由于犯罪墮落,專顧「地上的事」。(西三2)「不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不知「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太四4)遂受其迷惑,「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彼后二2)阻撓福音,言之痛心。

基督教學者,雖不無研究歷史哲學之士;但這些所謂「基督教」學者,大率為「新神學派」(Modernist),和「新正統派」(Neo-Orthodox)或「實存主義者」(Existentialist)。前者辱沒聖道,已趨世俗化僅披聖道之外衣,責罵教會之「內敵」;后者亦否認聖經的權威,不信上帝的啟示,又複否認上帝護理人類(Providence),引導歷史(Lordship),及其在歷史中的地位,從而否定了從「今世」進到「永世」整個人群歷史的綿延性和統一性,不能不令人遺憾。

關于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在神學著作中,雖于「上帝護理論」(Providence)和「末世論」(Eschatology)中,已有論列;但神學和哲學,乃各有其任務,如何闡明此中奧義,進而改造哲學,道化史學,俾世人得認識歷史,了悟真道,接受福音,這乃是福音派的學者,當仁不讓,急不容緩的神聖使命﹗

乙 史學的偏差

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世界的前途如何,人類的命運如何,久已為中西學者,甚至一般世人所共同關心追究的問題。但是不幸得很,因為「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后四4),受了所謂「人文主義」、「理性主義」、「自然主義」、「實証主義」、「實驗主義」、「唯物主義」、「無神主義」、「實存主義」……種種學說,乃至「理神論」、「泛神論」、和儒釋道各教的影響,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卻不信真理,任憑假先知迷惑他們。其禍所及,悲觀者,則志氣消沈,消極厭世;樂觀者,則造塔「巴別」(創一一章),自立「人極」,甚且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從而製造「革命的災難」,導演人類的悲劇。

從十九世紀以來,因為科學文化的發展,人類自命為萬物之靈,為歷史中心;又以迷信科學萬能,以為可以「巧奪天工」,「人定勝天」,竟否認了上帝的「統治」「護理」,把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拋棄在宇宙之外,以是歷史重心,遂從「神本位」轉到「人本位」;誤以相對為絕對,暫時為永恆,片斷為整全,有限為無限,以為人類的創造及其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全部歷史意義的完成,可以離開了上帝,完成人生之使命;而以人的作為,乃形成歷史的重要因素,世俗的史家,自炫客觀,以科學注重事實,貴有証據,以是孳孳于史實的探求,古物的發掘,文獻的考証,以為已盡其治史的能事。例如湯恩倍民的巨著《歷史研究》,便是以二十六種文明為比較實驗的根據,從形式上看,他的著作,可謂包羅萬象,總攝古今。他這種治學精神,從人的眼光來看,允稱忠實客觀,博大精深;但從神的眼光來說,都是舍本逐末,並未能達成其解釋歷史的任務。請申言之︰

其一、歷史的因素,非僅在「人」在「物」,而乃是受神的統治與護理。神的永能與神性,及其在歷史上奇妙的作為,是不能僅憑統計圖表分析解釋的。

其二、史家的態度,無論其如何客觀,對于史實文獻,往往有意無意,或多或少,不免由其個人情感的好惡,而生取舍的偏見,從而發生歪曲史實的弊病。

其三、所謂史實文獻,都是人類的業跡;但是血氣之倫,本無良善(羅七18);人種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順從情欲撒種的,必從情欲收敗壞(加六7一8)。由于始祖犯罪,罪從一人入了世界(羅五12);基于原罪的事實,以及人類本性的邪惡與缺陷,若僅憑史實,人類的業跡,來研究歷史,自不能明其全,而窮其本,了悟人生的意義,歷史的目的。

其四、雖有些比較深入的史家,亦認為僅憑「史實」的探求,不能得到究竟的解答,因此進而從事「史因」的追究,以某種特殊的因素,視為解釋歷史的秘鑰。但是這種治史的方法,和前者亦只五十步與百步,只有程度的差異,沒有本質的不同。因為,一則,其所謂「史因」仍不能脫離「史實」的關系。二則,各種「史因」,無論「唯心,唯物」,都是枝節;不是根本。三則,由于史家的主觀偏見,把歷史的意義,看得過于單純,執持一端,抹煞一切,失諸亳厘,謬以千裡;由于治史的偏差,產生各種乖謬的學說,驅使人類走向危險的歧途,則其危險,較諸前者,實更為嚴重。請申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