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歷史的結局論



人類歷史的行程,自古迄今,學者認為有一個不變的現象,和一個循環不已的挑戰,便是善惡斗爭。所以歷史的結局究竟如何,是善是惡,為禍為福,久已成為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關于這點,大率可分為悲觀和樂觀兩派;但基督教歷史哲學,卻超乎這兩種世俗的見解,而另有一種不同的看法。

甲 悲觀論(或歷史輪回論)

悲觀論在我們東方,有極大的影響,例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亂久必治,治久必亂;以為人類歷史,只是輪回,沒有出路。又如,佛教,便認為五蘊皆空,法我俱無;三界流轉,六道輪加,有情眾生,無明不滅;生死煩惱,俱不離苦。但此又牽涉宗教哲學和人生哲學問題,本書己另有論列,本章勿加深論。至于西哲的學說,限于篇幅,亦難盡述,茲僅略舉一二,以概其餘。

一、柏拉圖(Plato)歷史循環論,淵源甚古,遠在巴比倫時代,即已盛行,此說認為萬事盛極必衰,治久必亂,合久必分;人類歷史,實逃不出這一個循環的公例。柏拉圖因襲此說,謂歷史的行程,乃是一套繼續不斷的循環的圈子,在命運之神操縱之下,初為黃金時代,終則趨于沒落;周而複始,終古如斯。

二、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氏亦承柏氏的餘緒,認為世界萬物必然的結局,是循環的。惟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這種歷史觀,並未為后世史家所重視,以是沒有什么重大的發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空前的毀壞,震驚了世人,這一種悲觀的歷史循環輪回論,遂因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的問世,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特論之。

三、史實格勒(Oswald Spengler)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使一位德國學者史賓格勒對于近代文明產生極大的失望;從而對柏拉圖的歷史循環論,大感興趣,因著《西方的沒落》(Decrlne of the West)一書。氏本無藉藉之大名,徒因其說正好投合戰后世人苦悶悲觀的心理,遂一鳴驚人;其書不脛而走,風行一時,竟成為譯成各國文字的世界名著。
史氏用生物學的法則,來支持並發揮其歷史的循環論。氏謂各種文化,都是生物的機體,好像有兒童時期、少年時期、壯年時期、老年時期。又如四季,有春、夏、秋、冬。所以一切文化,有其發展時期,亦必有其衰落時期;並無進步,只是循環。文化之受命運的支配,猶如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一樣。人類既被羈于這個循環輪回的歷史之輪,便無從掌握其命運,因此歷史只是一種無目的的往複輪回,毫無意義,只有戰爭是創造的動力。
史氏之論,在大戰以后,轟動一時,我國學人,亦不免附和其說。殊不知這種歷史觀,乃是基于一時一隅現象所得之偏見與錯覺,請析言之。

1.一則,他的歷史觀,僅以文化為基點,而抹煞民族國家及其他的因素,自屬偏狹不全。
2.文化並非一個機體,乃為構成社會國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的業跡,故其動力,非在被創造的文化之本身。社會雖系集個人而成,但社會非同個人,更非一生物有機體。從這個前提來看,則一切生物學的自然法則,根本無從適用到文化,則其一切比喻推論,自無從成立。
3.由于人類之罪惡,吾人固不否認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一章)惟史氏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人藉上帝的恩典,可以超脫這個循環輪回的命運。神雖為宇宙的主宰,但人卻有自由的意志,而非被命運支配的機器。故史氏之說,乃陷于宿命論的窠臼。
4.史氏僅見人類文化沒落的表象,卻根本昧于原罪的真理,皮相之見,不能識透人類問題的症結;以是「飲鴆止渴」,他竟認為唯有戰爭是創造之動力。殊不知人類歷史的推進,非尚「力征」,更非戰爭與仇恨。如僅重「力」而不尚「愛」,必致犧牲道德與真理。
5.上帝既為歷史的主宰,在這一個前提之下,一切悲觀的學說,實無存立之餘地。他掌管世上萬事,任何遭遇,都在上帝的護理統治之下,無論為禍為福,為利為害,為勝為敗,為興為衰,為黑暗為光明,最后卻必成就其最高的旨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墩堪克(Dunkirk)的撤退,責無礙于諾曼地(Normandy)的登陸,以及最后的勝利。他使萬事互相效力(羅八28);他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他自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傳三11 ;參看羅一一33一36);外邦的爭鬧,君王的敵擋,只是令那坐在天上的發笑,終必為他的鐵杖所打破(詩二);而人的忿怒,反要成全神的榮美(詩七六10)。關于史說之妄,著者于拙著《西方心靈之衰落》(The Spir-itual Decrline of the West)一書,另有詳論。西方讀者有出死入生之神跡。

乙 樂觀論(或歷史螺旋論)


倡是說者,重視人類社會的改良與革新,以及科工政教的成就。他們迷信人的力量,以為只要人類向上努力,不難改變歷史,推進歷史,實現黃金時代,建立地上天國。持此說者,實繁有徒,限于篇幅,僅舉其要︰

一、黑格爾
氏謂一切進步,乃是「正」「反」兩力辯証發展,中和合一的結果。由于「絕對理念精神」的自由發展,以及傑出人才之賢明領導,不難實現理想的國家,臻于至善的境界。其說已見上文,茲不複贅。

二、馬克思
他要藉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產階級國家,建立理想的無階級社會;深信此乃社會演進之科學的定律,不僅理有必然,而且勢所必至。此亦已加批判,不複申論。

三、湯恩倍
湯氏相信歷史是向上發展的,這個世界,要成為天國的一部。氏以文明的興起,在于應付挑戰的成功,文明的發展,在于「創造少數」(Creative Minority)的領導群眾,使起初的物質方面的挑戰,成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戰;而文明的破落解體,則始于「創造少數」的自矜自負,致使「自我神化」、「製度神化」,並令群眾失望離心。但氏又認為文明的興衰,乃是形成「普世宗教」必經的過程。故人類之盼望,從宗教精神說,乃在基督教和回、印、佛各教的融合貫通;從社會製度說,乃在自由企業和社會主義的互相妥協;從政治關系說,乃在國際社會的團結統一。湯氏以為這樣便能使罪惡的世界,成為天國的一部,實屬一種天真的幻想。請申論之。
湯氏治學精勤,著作等身。其治史的方法,自命客觀,不如一般史家僅知「平面的分析」,而複能作「立體的比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六種文明,真是總攝古今,光芒萬丈。就其否定一切主觀的單一因素的歷史論,如黑格爾的唯心論,馬克思的唯物論,史賓格勒的文化有機論,循環悲觀論,以及一切偉人史觀、心理史觀、地緣史觀等說,他對于史學的貢獻,自未可完全抹煞。
但湯氏的史觀,究仍不免有重大的缺陷。氏論文明之發生,由于「挑戰」「反應」,不僅不能自圓其說,抑且不免自相矛盾。蓋氏一則曰︰挑戰的分量,不能過重,也不能過輕,否則便不能激起成功的反應。但所謂過重過輕,殊難定確切的標準。且湯氏在駁斥自然環境說的時候,又說,同一自然環境未必能發生同樣反應。氏並廣征史實,謂歐亞草原,曾產生游牧型社會,但在阿根廷及澳洲那最利于產生游牧型社會的草原,並未發生游牧社會。又說可樂拉多河(Colorado)具有和美索波達米亞相似的自然環境,卻並無相同的結果。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但氣候地質地形相似的歐洲多腦河,並非歐洲文明的搖籃。循氏此說,可見挑戰與反應,環境與歷史,未必有一定不易的必然關系。足証湯氏之說,實乃自相矛盾。
尤荒謬者,乃是他把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說上帝也須受「挑戰反應」原則的支配,所以必經魔鬼的試探,方能完成其救世的計劃。這乃是因為湯氏于神的觀念,根本錯誤。他把神與超人,混為一談;氏雖高舉基督,以耶穌為人類的救主,但是他的「基督觀」,乃是所謂「超人的化身」,否認主耶穌的神性。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分際,以是他把「天國的奧秘」和「世間的小學」等量齊觀,從而妄想把「上帝城」與「世俗城」揉雜一起,熔為一爐。這又可証「人智」之窮,不足探索歷史問題的究竟。因此,湯氏雖比一般世俗的史家,稍勝一籌,否定了以往一切單一因素的主觀的歷史論,要指示人類向超人的天國境界邁進;惜其根本昧于天國的道理,終究限于人文主義的俗見,不能脫離世俗學者的窠臼。這是我們對此一代學人,不勝其遺憾的。
樂觀論的史家,當然不止以上三氏,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論列。今人惑于達爾文、史賓塞之謬說,尤因科工技術之進步,迷信「人定勝天」,以為只要依靠人類的努力,即可實現理想的社會。此種理論,習非成是,人雲亦雲,幾成教條;天真學者,幼稚青年,尤其盲從迷信,奉為金科玉律。所以魔鬼便利用人類不加深思反省的弱點,築成了「堅固的營壘,攔阻世人認識上帝」(林后四4)。芸芸眾生,蚩蚩者氓,都被「世界之神」所迷惑,便為「人間的遺傳」、「虛空的妄言」,樂觀的歷史哲學所擄去(西二8)。其上焉者,則殫精竭力,妄想建造「巴別塔」,實現人間的天國;其下焉者,則「照常吃喝嫁娶」,渾渾噩噩,醉生夢死。根本無視世界的危機,不知「洪水來了」,要「把他們全都沖去」(太二四32一39)。因此,我們于此)對于這種庸俗而流行的歷史樂觀論,不能不加駁斥。

其一、樂觀的基準,乃在人類之進步;但何謂「進步」,其實並無絕對的標準。蓋所謂進步,可因人的主觀而有不同的結論。概括的說,一般人固認為今人比古人進步;但同時慨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者,正亦實繁有徒。此並非不研究近代文化的頑固保守者的見解。現代社會學權威,蘇魯根氏(Dr. P. A. Sorokin),即著書立說,警告世人,謂人類的宗教靈性生活,乃是日趨墮落的,以是近代文化,流為一種體貼肉體的感官文化,降及今日,已呈解體毀滅之危機﹗更從實際的生活情況而言,今人物質生活雖較進步,但在精神生活,則更為痛苦。是則人類歷史,究竟為進步,抑是退步,實大有問題。可見樂觀的歷史論,實根本無其憑藉之基準。此其一。
其二、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承認近代科工技術的進步,但這種進步,絕對不能作為人類前途樂觀的保障。蓋這些僅為工具,其對人類為禍為福,為善為惡,仍在人類之自決自擇。例如醫藥進步,固屬有益人類,但亦可變成化學戰爭的,屠殺人類的凶器。原子能固亦可造福人類,但亦正可毀滅世界。此即崇拜科學的簫伯納氏(Bernard Shaw),亦公開承認,謂科學已根本破產,科學本想建立地上的天國,卻不幸導演自殺的悲劇。簫氏本迷信科學,反對宗教,但他現在面對無神論的悲劇,不能不放棄他對科學的信仰﹗
其三、進步論者,還有一個根本的錯誤,便是昧于聖經的真理。他們不知道人類由于原罪與墮落,人類根本無法為善,「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羅三23、12)樂觀派的歷史觀,完全以人為中心,不是以神為中心,否認了上帝的主宰,不知「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他們以為人類進步,乃是一種自然的程序,強以自然的定律,來適用到人類歷史的法則,誤信徒靠人的自力自義,可以實現人生和歷史的理想,建立地上的天國。他們認為歷史榮耀的結局,乃在社會的進步,人類的成就;根本無視上帝的統治和引導,實乃盜竊上帝的榮耀。

丙 結論


基上所論,樂觀論和悲觀論的歷史觀,乃各有偏,俱非盡當;所謂「樂觀」與「悲觀」,實在都是世俗的淺見;因此,基督教的歷史觀,乃是超乎二者之上。質言之,一方面,我們承認人類的墮落失敗,沒有希望;但對于那輪回宿命的悲觀論,卻不苟同。他方面,我們相信上帝是歷史的主宰和中心,他的旨意與計劃,終必成就,而有無限榮曜的盼望;惟對于那迷信「人定勝天」,可由人類努力,建立地上天國的螺旋式的天真幼稚的樂觀論,又複大異其趣,
複次,基督教的歷史觀,雖不同單純的樂觀論與悲觀論;但亦並非即為介乎二者之間的,或把歷史分為不同之兩極的二元論(詳見下文)。因為神乃歷史之主,他對這個世界,乃有整個計劃,而且到救主再來的時候,這暫時分開的「上帝城」和「世俗城」的兩個境界,是要因神的最后勝利而消弭的。我們對于人類歷史,雖未敢存天真樂觀的想法,但亦絕不厭世悲觀。我們有「信」「望」「愛」三寶(林前一三13);從「信」生「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並愛人如己,奉獻身心,榮神益世,又複生「望」,對于歷史的結局,存著極重無比永遠榮耀的盼望(林后四17;啟二一)。上帝雖然超越人世,但他卻用其無比的愛,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世人,作我們的救主;籍著耶穌基督,上帝住在我們中間(約一14;並參提前三16),到了末期,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支與父上帝;那時基督必要作王,一切仇敵都要放在他的腳下(林前一五34一35)
總之,基督教的歷史觀,既非單純的悲觀論和樂觀論,亦非割裂歷史的二元論;而后上帝乃為歷史的主宰,整個人類的歷史,乃是以主耶穌基督的降世與再臨為中心,人群歷史最后的歸趨與結局,乃是上帝在永世中的計劃,籍著聖子救贖的恩功,以及聖靈感化的大能,要完全成就;神的眾子,要照他的應許進入有永義永樂的新天新地的榮耀裡(來二10 ;彼后三13),關于此義,容于下文再加詳論,